今天是第24个“世界艾滋病日”，距离人类首次发现并确认艾滋病的存在，已经过去了30年。目前，被称作“世纪瘟疫”的艾滋病已经导致超过600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以及将近3000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因素。而在中国，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和卫生部联合专家组的评估，截至2011年底，估计存活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78万，这其中，已发现的感染者和病人存活34.6万。

　　毫无疑问，防治艾滋病的重要性已经无需再强调。从2004年起，随着国家针对艾滋病患者出台了“四免一关怀”的政策，政府对于艾滋病防治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此之前，政府对于艾滋病的态度并未能够做到正视，先是在艾滋病发现之初将其看做“资本主义的病毒”，规定“严禁嫖娼吸毒”，后来又因为多地农村“血浆经济”的兴起，着手颁布《献血法》及血站、单采浆站的管理条例。但上述防治手法的局限在于，政府在看待艾滋病的时候，仅仅将其看做是一种医学上疾病，而不是把它看做是一种社会问题，从解决治理社会的基点出发改变政策。

　　当然，从数据上来看，2004年以后政府政策的转向，包括提供免费救治以及2006年《艾滋病防治条例》的实施，都让艾滋病疫情快速上升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同时也让病死率显著下降，让患者个人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到2010年，我国艾滋病监测哨点扩大到1888个，免费自愿咨询检测点扩大到8562个，覆盖了疾控机构、综合医院、性病皮防机构、妇幼保健机构、计生机构等，形成一个完整的咨询检测体系。另据统计显示，我国累计治疗的病人已突破10万人。艾滋病病人的病死率也从2008年的16.1人/100人·年下降到2009年的13.5人/100人·年。

　　不过，在艾滋病的防治问题上，着眼于全国范围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并且依赖科层制、数字化管理等手段进行工作的政府，始终存在着一些无法解决也无法回避的问题，即无法更为深入、细化地救治病人，同时也不可能从情感的角度安抚艾滋病患者孤独甚至是愤懑的心灵。这方面，根植于民间的N G O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民间组织往往不乏患者本身，通过社会网络的搜寻可以吸引更多患者加入治疗的队伍，同时，他们也通过构造一个“平等、自由”的群体，让患者充满活着的自信。

　　从2004年之后，诸如亲友会这样扎根社区的防艾草根N G O，从为患者争取低保、医保，到送药乃至心灵陪护，开始逐渐兴起———尽管游离于官方防治系统之外的他们很少得到媒体的关注。较之CDC(中国疾病防控中心)这样的机构往往着重于发了多少安全套、做了多少次外展、发现了多少感染者、动员了多少人去做检测，真正倾心为患者服务的草根组织并不去关心具体数字的变化，而是将心聚焦在服务本身上。这一区别也恰恰体现了政府防治体系的空白点，以及NGO存在的必要性。

　　除此之外，艾滋病作为一个因为全球化而诞生的传播疾病，在防治层面也必须采取一种全球治理的视角。这一点，从全球基金的介入和各种相关项目的成立，也可以看出全球层面的力量对于中国防艾事业的重要性，仅全球基金承诺用于中国包括艾滋病在内的三大疾病的资金就达18亿美元。而另值得一提的是，全球基金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草根NGO的成长拓宽了空间，对政府制度设计上的不足起到了一定的补充作用。

　　因此，中国艾滋病的防治事业必然需要结合三股力量，即政府、民间和全球三个层面的资源。不过，必须要指出的是，政府的角色应该主要是侧重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以及总体防治制度的设计。在具体的一些防治工作上，政府必须摒弃全能型的防治思维，割掉内部的利益纠葛，避免因为利益之争搅乱基层的防治局面，同时应该给予草根N G O更多的成长空间和支持。而在引入国际力量的层面，政府与草根N G O的关系处理依然重要，如何迈向参与民主，将成为理顺政府与民间组织关系的一大考验。总之，政府与N GO既需要相携，也需要明确分工，各尽其职，从而共同助推复杂而沉重的防艾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