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 涛

　　长沙居民到户水价将由原来的1.88元/立方米上调至2.58元/立方米。涨价幅度高达近30%，这在长沙市民中产生了巨大震动。在2010年12月10日上午召开的听证会上，针对长沙市的水价调整草案，30名参与听证会的代表的最终意见是：27人赞同或原则赞同上调水价，3人不赞同或建议暂缓调整。然而，一个大学生社团在走访了1000多户家庭后得出的结论却显示：对政府拟定的水价，有一半以上认为偏高。学生的大规模调查结果与政府组织的听证会上的代表意见迥异。(《中国青年报》12月25日)

　　“逢涨必听”的听证会如今已经沦为“逢听必涨”的作秀会，这让听证会成为了一个笑话。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听证会的破产，而是更昭示我们，必须进一步推进民主协商，听证会须进一步民主起来。

　　众所周知，在西方，召开由社区所在民众代表参加的听证会，是一种协商民主体现，是西方国家为了弥补选举民主对于直接民意的不足，普通民众参与社区事务渠道不多的一种改进形式，是要在纵深上推进民主，让民主在更广、更深的程度上展开。 我们在近些年，在各种事务中，引进听证会这种协商民主形式，本身是一个好事，它有利于公众更深入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也让政府的决策更科学和反映民意。但是，由于我们的民主土壤先天不足，造成了听证会水土不服。

　　例如，本来就水价等是否应当上涨的问题，举行听证会，有利于吸纳民意，让政府兼听则明，但在实践中，却出现了大量的“听证专业户”、“听证帝”。 比如，37岁的听证代表石爱伟过去7年来已经平安无事地参加了17次听证会，甚至可能更多。而已经确定打破了石爱伟纪录的是53岁的周正良，他承认自2002年以来参加了近20次听证会。湖南省法制办相关负责人甚至见过一个“专业户”，当时他试图为全家五六口人都报名参加听证。这些来历不明的“听证专业户”、“听证帝”到底如何被当上“听证代表”，我们并不清楚，因为“听证代表”的选拔本身并不公开、透明，但有一点我们是知道的，他们每一次参加听证，基本上都是为政府的决策唱赞歌，我们更清楚的是，他们每参加一次听证会，有数额不小的费用，“一家燃气公司提前将听证代表请过去，开了一个预备会，‘给了400元劳务费，后来听证时又给了1000元’”。

　　听证会的水土不服不仅在于此，比如听证会代表的不同意见，如何能反映和吸纳到最终的决策中，这个程序也是不明确，结果造成你说你的，我做我的。诸如此类，它反映了一个深刻的问题，作为协商民主的听证会本身是弥补选举民主不足情形下产生，然而，它却被在选举民主本身极不完善的我们这里，当作一种改造选举民主的形式引进，当然会成为三不象。所以，解决听证会乱象的问题，首先还在于选举民主的完善，其次就是完善听证会民主因素。

　　我们要继续完善我们的人民代表制度，要让代表真正从民众中选举产生，减少“官员代表”，让代表真正具有代表性，加强人大代表对于政府工作的监督与制约。人大发挥了其监督作用，他们就能有力地监督那些将听证会搞成听证秀的官员，罢免他们或者向他们“问责”，对他们经过听证后的决策进行审查，看有无作假。其次，听证会的代表遴选须制定一定的程序规则，要做到公开、透明和公平、公正，听证本身的决策过程要公开，要有合理的吸纳民意的程序，听证最终形成的结果必须向公众说明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