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 傅达林

　　无论是立法全面禁止代孕，还是部分开禁，都需要设计出更为严谨、细密的规则体系，衔接好其与计划生育、婚姻继承等相关法的关系。

　　广东一对富商通过代孕诞下8胞胎，引起广州市计生局和省卫生厅等职能部门关注，并展开调查。

　　科技是把双刃剑，如果缺乏必要的法律规制，就可能带来巨大的社会风险乃至滋生犯罪。就代孕而言，卫生部在2001年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明确禁止实施代孕技术。也就是说，代孕在我国不合法。

　　但是，这种单一性、低位阶的部门规章对代孕的禁止，不能忽略如下事实：自1986年第一位代孕母亲在美国出现后，此类生殖辅助技术的应用已相对成熟，并开始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现代社会存在相当数量的单身人士和不孕患者，面临生育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立法如果不给有资质的辅助生殖医疗机构提供合法化的代孕渠道，必然让一些客观上有代孕需求的人选择无资质的医疗机构，从而加大社会风险。

　　目前，我国代孕市场暗流涌动，社会舆论众说纷纭，而法律态度不明，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代孕市场乱象丛生。如何从国家法律层面判断代孕性质，进行完善的法律规制，已成当务之急。

　　立法面临的首要难题是，如何审视代孕的合法性。由于代孕被看作是代孕妈妈“出租”子宫以获取报酬，本质上属于出卖身体器官使用权，很容易被视作对代孕妈妈人格和尊严的贬损，甚至有人认为是对人基本权利的侵犯。十月怀胎不是娘，这样的技术还可能带来更深层面的伦理困境：如何确立代孕妈妈与孩子的关系？会不会造成人伦关系的混乱？

　　正是由于涉及社会、道德、法律、人伦等一系列问题，世界上对代孕的立法并不相同。就我国而言，立法是秉承“身体不可自由处置”，还是保障“女人做母亲的权利和幸福”，需慎重衡量，还要考虑到社会发展需要和现阶段国民的道德伦理意识。

　　当然，观念上的不同不是立法迟缓的理由，8胞胎事件暴露了立法滞后带来的危害，无论是立法全面禁止代孕，还是部分开禁，都需要设计出更为严谨、细密的规则体系，衔接好其与计划生育、婚姻继承等相关法的关系，让违法者无空子可钻，最大程度保护公民人身权利和社会安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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