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里川

　　对官员来说，红包其实和炸弹差不多，这个道理有些人并不明白。问题是，不管明不明白，红包一贯“毁”人不倦。当红包向官员进攻的时候，倘若有人来“拆弹”，那真是莫大的幸事。《羊城晚报》报道，16日至17日，广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黄先耀在揭阳调研时强调，新年将至，领导干部要带头拒收“红包礼金”，加强群众监督，确保过一个廉洁、节俭的“两节”。“对违规收送‘红包礼金’的领导干部，一经发现一律先予免职！”

　　去年年尾，重庆也出台规定：官员收“红包”一律先免职再处理。

　　廉政从拒红包始，反腐从查红包始，这是必由之路。

　　叫你别收红包，这是为你好；你收了红包后，先免你职，这还是为你好。总而言之，红包是腐败的引信，如果这个引信不掐灭，你很可能被炸得粉身碎骨。免职，这就等于在腐败炸弹引爆前先把引信给掐了。被免职和成为阶下囚，岂止是两重天？

　　如果这个道理还不明白，那就很危险。一天前开审的足坛腐败案告诉你，几名足协前高官的堕落之路，或许就是从“人情往来”的红包、礼金开始。

　　足协前三巨头“南谢杨”接受新华社和央视记者采访的时候，个个都“老了”20岁，他们在贪腐泥潭里越陷越深，刚开始并没有自觉：南勇说，都是从一些小事上开始，慢慢地就把握不好了；谢亚龙说，在这个环境里，人们慢慢变得麻木了。丧失了警惕，人情交往逐步成了一种犯罪；杨一民说，最早俱乐部送三百五百我都给退回去，但后来熟悉的人送，我也就收了。收受礼金、红包，刚开始也许只是小数字，或许没有明确的请托，这些官员在利诱之下，心安理得地浸润了。有初一就有十五，慢慢胃口就大了，动辄十万二十万，不但“礼”重了，权钱也发生交易了――三位足管高官，利用职务之便操纵比赛、安排黑哨、乱用球员……中国足球出现了没落不堪的局面。一句话，红包炸开了公正的防线，洞穿了规则之门，糟蹋了体育精神。难道他们是天生的腐败者吗？不是。韦迪这样评价南勇：曾经很正派、很有前途。韦迪还说，鉴于当时复杂的足球大环境，如果南勇不来足协或许不会成为阶下囚。如果说韦迪的前一句话还属人之常情，后一句就值得推敲一番了，道理很简单，官员洁身自好理所当然，法纪并不允许你区别环境，但凡有敛财之意，就算不来足协也照样出事。

　　足球打黑反腐，一个最值得铭记的教训是，如果当年能从拒红包开始干净做人做官，“南谢杨”还会有后来的腐败行径吗？而当时有反腐机制在他们收了红包时就免职预警，“南谢杨”还会成为万人唾弃的嫌犯吗？

　　在中国式语境里，红包文化有人情世故的一面，但是这样的文化在走近官员后，开始变味。不夸张地说，即使是合乎民间人情标准的红包往来，也可能是权钱交易的发端，正如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所言，“红包”问题是温水煮青蛙，腐蚀了不少干部。

　　更不必说，相当一些红包由于金额巨大，早就成为违法犯罪的“推手”。谢亚龙接受山东鲁能发的20万奖金，与其说是红包，不如说是赤裸裸的贿赂金。

　　不碰红包，这是所有干部应坚守的底线。不可否认，收红包并非个例，正如黄先耀所强调，当前，收送“红包”已从民俗习惯演变成干部队伍中的一种不正之风，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而重庆去年4月开始进行“三项治理”，七个月内，全市公务人员主动上交“红包”5500多万元。重庆一地如此，全国范围的“干部红包”又该是怎样一个惊人的数字？

　　越演越烈的红包风气破坏性极大，坏了党风，更伤了民心。反腐从拒红包开始，是顺应民心之举。

　　对“反腐从拒红包开始”，我们有四点建言：

　　一是警惕对红包现象无所谓的态度。正如前述，红包来自于中国式人情范畴，有的领导干部遂认为收点红包不算什么大问题。这种认识不是出于糊涂，就是“红包利益链”的惯性使然。

　　二是综合治理违纪收红包的社会环境。不能只寄望于干部个人道德，制度上更需筑起反腐的“球门”。广东纪委的“打招呼”，实乃从体制内封堵红包的出路，值得推崇。但是，社会监督必不可少。

　　三是不能对小金额红包过于宽容，而应坚决杜绝一切形式的红包。今年6月的消息，四川万源一官员因收500元红包被停职，这事颇有借鉴之处。

　　四是谨防“免职”代替处分。行政处分的种类有六种，从轻到重依次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显然，免职或停职并不在其间，如果干部收受红包仅仅免职了事，高举轻打，那收红包的风气怎么能得到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