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经常会面对外地朋友的关心和安慰。比如，他们会热忱又不乏同情地说，“兄弟，你在重庆不容易，多保重”。我知道，这是在透过“红与黑”的想象之光，在关心我的工作境遇。我的工作，就是在重庆时报主编评论，打理着一个叫“上游评论”的版面，并以评论员身份在上面写文章。一转眼，已整整四年。

　　在我看来，评论这种工作，在全世界，也都不是容易做的事，矫情点说，也算是高危工作吧。要不然，写过《国家与市场》的赫尔曼。施瓦茨，又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座右铭定格为“我就干思想的买卖，鉴于其危险，稍微多收一点”呢？

　　在中国，很多问题，在各个地方的不同标准，不过也就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一些同行觉得我不容易，我相信，多少也是因为他们感觉自己日子不太好过。但换个思维来看，一份工作，如果没有挑战与压力，又还有多大意义？特别是在价值传递方面，在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本身就注定遭遇种种碰撞。这种碰撞，很多时候并不是坏事情。至少，它可以让人更加清晰地认识到，那就是最真实的存在。

　　情况其实并没那么糟。在年底时，回过头来盘点这一年，还是发现评论版发了不少好文章，我和时言平、李妍等本报评论员，也还写了几篇勉强算是过得去的文字。我觉得这已经是很难得的事了。更何况，环境是在不断变化中，不是说历史是在螺旋式上升前进的吗？偶然往回倒转，大抵也是必经阶段。调整好心态，换一种思维，看到历史轮回，不就更加懂得如何去把握现在与未来吗？

　　在年底的时候，我又找出《大公报》当年那篇著名的社评——“看重庆 念中原”。这是1943年，那份报纸总编辑王芸生写过的雄文。文章中，一边是豫灾的赤地千里哀鸿遍野，一边是重庆的花天酒地纸醉金迷。两厢对比，民间灾荒悲惨，政府粮课依然。如此无视凄楚饿殍，不过就是杜甫咏叹的《石壕吏》见于今日的事实。这番言论，当时触怒蒋介石，导致《大公报》被查禁。

　　太多类似的评论往事，总会让我为之唏嘘。众所周知，《大公报》有“四不”主张：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不党，便是不和任何党派发生关系；不私，指报纸为天下公器；不卖，便是经济独立；不盲，便是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这无疑是无数怀揣新闻理想者极其向往的办报理念与品格。历史不就是在证明，如果不知道什么是“危险的声音”，就必定会遭遇“声音的危险”。

　　“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在今年岁末，读着王芸生这篇评论，我想着这些年“看中国，念重庆”抛弃题材本土化的评论工作，也渐渐更加笃信，在越来越懂得怎样才能“政治正确”之后，其实也并不一定意味着就是某种精神沦陷。毕竟，在今天，如果还遵照“不党”的思维办报纸，那就太不懂什么是“政治家办报”嘛；如果很多报纸还在打着“不私”旗号，那不过也就是在自欺欺人罢了；在商业逻辑支撑下，“不卖”是违背生存原则的，有些报纸甚至完全沦落笼罩在“买办”的色彩之下；当然，用睁眼瞎来比喻“不盲”，在今天可能更为贴切。

　　于是，再回头面对刚做评论工作时的那些谨言——“只能做先锋，不能做先烈”，“只能领先半步，不能领先一步”，我多少会觉得有些羞惭。年岁增长，经历太多的人和事，我有时甚至会说，“只能倒退半步，不能倒退一步”。这话显得很耸，除了拿“以退为进”进行自我安慰，叩问内心，有多少人能否认，这不是我们的“活在真实中”呢？恰恰也就因为如此，很多人才会越来越觉得，评论工作“不容易，很危险”的感觉。

　　还是那句话，情况真没这么糟。越是把困难想到深，就越能把事情做得好。前面我说，这一年还是编写了一些过得去的文章。其实，放眼中国更多媒体，更多的社会观察者，在这一年，不都曾发出过太多令人感佩的声音吗？就在我重读那篇“看中国，念重庆”旧文的同时，韩寒同学正在以“谈革命 说民主”献上他年末最大的礼物。要我看，从历史的“看与念”，到现实的“谈与说”，里面就包裹着太多值得思索的东西。

　　此时，韩寒的“谈革命 说民主”，有人骂，有人欢。误读正解，自以为上，一时迷乱。这里姑且不谈韩寒观点价值是否偏颇，逻辑推论是否理性正确，能给不同意见者提供对“革命”与“民主”这样敏感大词的意见碰撞机会，这不也是一种民意贡献吗？“感谢各位争论的朋友，你们都是优秀的。”韩寒这样说。一个常识是，对权力可以不惮用最大恶意去揣测，而对民意，则完全要相信其中包裹着最高的智慧。

　　对国是人事，大家看法有不同；对革命与民主，公众期待也有区别，这些，都不可怕。在今天，真的没必要给人轻易贴上“带路党”或“五毛党”的身份标签，也不要总是要以“左派”或“右派”的思维来定性人们的声音。韩寒说，“无论如何，你要永远记得，错车时请关掉远光灯，也许我们的儿女将因此更早的获得我们的父辈所追求的一切。”；熊培云说，“不自由，仍可活”；而我们则说，关注个体生命，给众人意义。

　　斗争是一种争取，盘活也是一种收获。刘瑜说，“你比你想象的更自由”。这一年，我们重庆时报评论，除了及时介入现实政治与公共事件，更是把目光更多聚焦到个体的人权之上，来践行这份报给“给众人意义”的价值理念。比如，我们看到法律制度的进步完善，随时警惕动车、校车、渣土车的疯狂肇恶，但更多时候，我们还特别关注“微公益”与“人心重建”，把目光盯在“小悦悦”、“张尚武”、“药家鑫”、“李昌奎”、“陈光标”、“芙蓉姐姐”、“世上最窝囊丈夫”等等特殊或普通的个体身上。然后，在“一起生活，一起热爱，一起互动”的思维框架下，用文章让更多人明白，许三多为什么会说，“有意义，就是好好活”，也让更多人懂得，李娜为什么能够“成就自己”。

　　做好评论这种事，简单地说，也就是既要有技术手段，还要懂得价值选择。要在底线和天花板之间，尽量跳腾出一些花活来，还是要像茨维塔耶娃说得那样，“我是手艺人——我懂手艺”。手是连着心的，写评论，如果懂得迂回包抄，通过意象隐喻，也还是可以更大程度上实现价值传递的。当然，强调写评论要有写作技术，也会让一些同行不以为然。是的，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的底线，就是没有底线；我们头顶的天花板，已经踩在脚下了。这时，当然就更应该懂得价值选择了。

　　价值转型，其实是一件更难的事。一方面，从一个人到一个企业，价值观一旦形成，往往都很笃定；另外一方面，即便想无限贴近那种被认为是安全的所谓“主流价值”，却又发现那还会处于凌空虚蹈的境地，同样不知道底线与天花板的位置。于是，就误以为自己真的进入幽暗而绝望的峡谷地带。

　　最近，新周刊就将2011新锐榜“年度报纸”奖项颁给了《人民日报》观点版。其中有这样的理由，它有直面现实的勇气、锐气和正气；既能高屋建瓴，又能微观中国；它体认异质思维和沉没的声音。这些话，相信能够得到评论人普遍认同。我今年也给这份报纸的“人民时评”写过几篇文章，题材宽度与评论尺度，感觉比都市报还放得开。我们时评版也大量转载人民日报上那些令人感佩的锐利文章。转载时，也总是喃喃自问，“这真是在人民日报上发的吗？”，然后小心谨慎去检查核对。

　　这一切，都表明，技术不是万能的，简单地价值选择，又很容易掉进方向不明的陷阱。那么，要做好评论这份“不容易”、“很危险”的工作，自然就不能轻易进行价值站队。也就是说，要在专业判断的基础上，有自己的独立价值。而我们重庆时报的“上游评论”，就是站在长江上游的重庆，看中国。关注个体生命，给众人意义。这让我越来越不觉得，在重庆做评论，是什么不容易的事。反而，我会经常会觉得很乐观，那时，就会想到食指的那句诗——“但终于我的诗行方阵的大军 跨越了精神死亡的峡谷”。

　　(单士兵，重庆时报评论部主任、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