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洪其

　　2011年，你变了吗？变了多少？中国变了吗？变了多少？

　　看到这个俗套却不无意味的问题，相信发问者和回答者都要会心地一笑。在我个人，2011年过得平凡而琐碎，除了头上开始有了几根弥足珍贵的白发，其他似乎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当然我也知道，无论大人物还是普通人，作为个体的很多人，很多变化都发生有意无意之间，发生在难以察觉而又若有所悟之际。这样，进入2012年，我可以心安理得地面对头上的更多白发，不害怕在我身上发生更多的变化。

　　至于我们这个被视为转型中的社会，这个被称为“崛起中的大国”，变化与否，变了多少，则或沉重如泰山，或飘忽如鸿毛。要深入分析，一般的做法是，先列举这一年发生了哪些大事、要事，有哪些热点事件、焦点话题，看看它们给社会和国家带来了哪些变化。就媒体的时事评论而言，就是要看在这些大事、要事发生的时候，在热点事件、焦点话题成为舆论关注中心的过程中，时评以怎样的方式介入进去，时评的参与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对于解决问题、改变局面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比如，在温州“7·23”动车事故中，我所供职的《北京青年报》“每日评论”版刊发了什么文章？是否提出了尖锐的问题和强有力的质疑？对于“郭美美事件”、“药家鑫事件”、“李刚事件”、“李庄第二季”、“微博实名制”等等，我们分别都发表了什么样的言论？更大的事情，如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阿拉伯之春，美国“9·11”恐怖袭击10周年，金正日去世，等等，我们是否都完整、真实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带着上述问题，翻检一年来自己写作和参与编辑的评论文字，心中惴惴不安。我不想对自己说谎，我犹豫着是否要给自己打一个“不及格”。

　　然而，即便是为了勉力支撑自己继续走下去的理由和信心，我也要反过来自己：干嘛一定要给这一年的成绩打一个具体的分数呢？做报纸、写时评既是一项宏大的事业，也是一份现实的工作，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最重要的是要确保报纸每天正常出版，时评人每天都能写作、发声，正如活着只要能成为一种常态，本身就是了不起的胜利。有人埋怨现在的时评没有力量，面目可憎，味如嚼蜡，如果主要是从文采、文风的角度做此批评，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但如果是责怪时评不能解决具体的问题，未能有力推动改革进程和社会进步，这种批评我是不敢苟同的。

　　埋怨时评“没有力量”的人没有看到，时事评论的存在和发展，已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有一句话形容言论自由，也可以用来形容媒体的评论，叫“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还要说”——“不说白不说”是说评论是一种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和媒体的权利；“说了也白说”是说评论很可能不受重视，或很可能起不到直接作用；“白说还要说”是说媒体一定要有行使言论权利的坚定信心。时事评论的形式和手段是第一位的，内容和结果是第二位的，因为后者并非媒体自己能够决定，所以“说了”之后是不是“白说”并不重要，只要能够“说”出来，目的就至少达到了百分之八十，重要的是要能“说”，要搭建起“说”的平台，保持“说”的常态，要有“不说白不说”的主体意识和“白说还要说”的坚韧追求。

　　只要坚持“说”下去，媒体就是在努力探索言说空间的边界，也就在事实上参与了游戏规则的制定。从表面上看，媒体言说的边界是管制者一手划定的，他说这个能说，那个不能说，这个能说的只能这样说，媒体时评只能在这个空间里做“规定动作”。但实际上，管制者也是具体的人，也有作为人的感性与局限，他们划定言说边界的时候，并不总是具有高度的理性和自信，很多时候他们只是显示了一种姿态，以证明自己并未失职渎职。当看到有人做“规定动作”不那么情愿和卖力，或者看到有人在悄悄地做“自选动作”，他们多半会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睁只眼闭只眼视而不见；甚而当他注意到有人在试探着冲撞言说空间的边界，如果不是情势所迫忍无可忍，他们也不会气急败坏严厉制止、严加惩戒，因为他们自己也很清楚，这个人为划定、于法无据的边界迟早是要突破的。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是一种共生关系，管制者也离不开被管制者，管制与被管制的关系，其实也可以发展成为一种“亲密”的共生关系，双方合作、博弈、互动的结果，必然是言说的边界不断改变，言说的空间不断扩大。多少年之后回头再看，很难说管制者始终都居于游戏规则的主导地位，甚至，“管制者”与“被管制者”的角色也可能悄然互换……

　　哈维尔去世后，傅国涌在《哈维尔把良心和道德带进了政治》一文中写道：“在天鹅绒革命之前，他已深刻地意识到，改变是从每个人自身开始的，而不是一厢情愿地指望官方的改变。事实上官方也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他们的每一思考，每一行动，同样触动着官方的神经，改变着历史的进程。换言之，改变并不完全取决于当权者，同样取决于无权者。无权者需要承担责任。每个人能承担的分量是不同的。不同的人只要根据良心承担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分担责任，也就是分享未来的希望。”哈维尔是一个巨大的符号，他开启和推动的改变，对今天的世界仍然是一个闪亮的隐喻。行动，本身就意味着改变，改变，从每个人自身开始。那些害怕改变的人，尽管仍然试图划定言说的边界，却再也无法取消言说的行动，无法抗拒改变的到来。

　　迈进2012年的门槛，想到改变的种子已经在媒体的言说中种下，不禁再次会心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