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2011年1月5日《广州日报》

　　本报评论员 练洪洋

　　2010年刚过，一些时政刊物盘点过去一年“未完待续”新闻时，了犹未了的“李刚门”成为首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原版“李刚门”仍在酵发，地方版“李刚”又频频现身：

　　元旦晚，杭州一快客遭到一辆车牌号码为浙G×××66的奔驰跑车拦截，车主砸碎快客玻璃并与司机争吵后拿走车钥匙，声称“我爸是局长”；新年期间，北京海淀区一家百货公司门口，一男子因停车与保安争执，大打出手，并大喊“我家是国家安全局的”。

　　稍早前，河北邯郸市一辆汽车撞倒一部摩托车，车主下车后脚踢受伤的摩托车主，并大骂警察“李桂洪是我叔……”；浙江永嘉县，两车相撞，一辆车的车主纠集多人围殴警员，并称“我叔叔是金国友……”

　　看来，会传染的不仅是感冒病菌，霸道、张狂也会相互感染，这几位打人者连叫嚣的台词也和“我爸是李刚”有着惊人的相似！个体事件，或者有偶然性，不足为论，而普遍现象背后，必然潜伏着某种集体意识。

　　从“我爸是李刚”到“我叔叔是金国友”、“我家是国家安全局的”，从“父贵子荣”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意示着某些人的特权意识已从直系亲属间的代际传递，开始向旁系亲属的边缘传递，公权滥用已经严重泛化。特权意识、公权滥用的泛化，剑直指公权本身。“李刚门”再次燃点了公众对公权信马由缰、傲慢无度，甚至轻狂、痞化进行口诛笔伐的高涨热情，在天涯等著名网站发布2010年度网络事件评选中，“我爸是李刚”事件以绝对优势领衔中国网事。

　　当我们遇到危险时，总会下意识地寻找“趋利避害”的办法，这是人的本能使然，并不出奇。让人扼腕的是，某些人遭遇交通事故之后，其本能反应不是报警，交由司法部门公断，而是在第一时间寻找“官亲”，恫吓、威慑对方，“拚爹游戏”玩不转就“拚叔”、“拚家人”……说明寻求公权庇护早就内化为多数人的下意识、潜意识。

　　站在道德的高度对具体当事人或者某类社会现象进行呵责、鞭挞是容易的，因为站着说话不腰疼，而扪心自问是痛苦的，因为自己也未必经得起叩问。假如你爸是“李刚”，你叔是“金国友”，你也是在权杖下长大的“官二代”，假如你也不慎制造了一宗交通事故，你敢拍着胸口保证不会在情急之下说出“我爸是李刚”之类的话吗？或者只做不说，暗中找爹？君不见，双方都在不停地打电话找人，成为时下交通事故现场最为常见的一幕，说明托人找关系仍然是许多人化解危机的第一选择。

　　事实上，正如鸡与蛋谁先有的难题一样，公权滥用与寻求公权庇护意识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如果说存在是意识暗生的前提，那么意识便是存在发展的基础，两者互为因果，互相催化，关系盘根错节。客观说一句，如果没有深刻的社会意识提供舞台，公权滥用恐怕也不至于泛滥若此。一如腐败，说起来人人痛恨，得而诛之，而一旦大权在握，照样腐而不止。因此，单纯指责某一方，而对另一方视而不见，是不公允的，亦于事无补。

　　“李刚”频现昭示了公权的野性，也折射出世态人情，同时也照见治理之路——把公权赶进笼子，让阳光照进公权领域，同时伸张法治，拔正人心，濯清世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