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日报评论员 李龙

　　“连《人民日报》的评论都改变风格了，《广州日报》没理由落在后面”。这是今年本报评论部流行的一句话。

　　即将过去的2011年，作为一份党报的评论，欣慰的是，在几乎所有重要时刻和重要节点、事件上，我们都没有失声，同所有的报纸评论一样，我们发出了时评作者应该发出的声音，把观点传递给了读者，把思考留给了公众。

　　最让我们满意的是，有些评论的底线甚至超过了一些都市类报纸。如“政府应成为诚信‘带头大哥’”的评论，矛头直指政府；“发改委何不约谈房地产商”，指明道姓地批评政府部门；“个税制度要大修而不是小补”，可谓锋芒毕露。屈指算来，4个评论员，徐锋，李龙，练洪洋，薛世君(现供职于河南日报评论部)，也算是码出了一些还算过得去的文字。特别是身处一个舆论空间不断受挤压的时代，党报评论能做到这份上，个中艰辛别人自难体味；而我们本身作为一个体制内的评论平台，在大多数时候始终将予头指向现存的体制和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并没有沉沦于空洞、无聊的“唱红歌”式评论员文章，这份情怀和价值取向更为难得。

　　有人说，我们的评论之所以敢言说不逊于都市类报纸评论，缘于广东这个相对较为宽容的媒体大环境，也缘于广州这个相对成熟理性的市场化竞争氛围。确实，广州日报的新闻已经闯出了一条路子，其操作理念和市场化运作方式，让内地其他党报极为羡慕。有很多报纸来我们这取经，可是听完介绍后，第一反应就是摇头叹息：广州日报的这一套，其他党报是学不来的。无他，容忍度不同而已。举个例子，有不少次在涉及到本地题材或是国家政策的评论上，报社老总大胆地给我们鼓气：老总都不怕，你们怕什么？有这番胆识作后盾，评论再束手束脚，就有违时评人的追求了。因而，在评论上，我们不敢自言走在了所有党报评论的前面，更不敢说我们达到了人民日报评论部“包容异质思维”、“打捞沉默声音”的理论高度，但至少我们已经打破了体制的束缚，不为党报的身份所困，虽距老一辈报人所追求的“言论报国”还有不小的距离，但求以良知而“公平论政”。

　　记得香港时事评论家梁文道先生曾说过，有良知的时评家都希望自己的文章失效，因为老是指望批评文章有现实意义，实乃一种悲哀。言下之意，如果法制足够完善，政府足够廉洁，市场足够公平，时评就自然失去作用。然而，现实却又告诉我们，时评非但没有失效，反而具有着穿越功能。今天回过头来看历史上的那些大师作品，仍然对吾辈时评作者有着极大的激励作用。尤其当下我们身处一个传统价值观被不断颠覆、解构的年代，评论以什么样的姿态，试图建构一个什么样的价值体系，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舆论作用。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没有丝毫的沾沾自喜，始终保持着一颗“吾将上下而探索”的追问之心，哪怕这种追问会遭遇上版后的撤稿，被改得面目全非甚至违背原意的见报文章。真理有时恰恰就是在不断追问、试错中产生的，这也是评论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将存在，而且不会失效的奥秘所在。

　　不因党报身份而畏首畏尾，不因身处体制内而迷失方向，和所有的时评作者一样，以公众的立场、媒体的自觉、时评人的警醒，公正、客观、理性地发出这个时代的呐喊，从关注“小悦悦”等个体生命的尊严，到“校车孩子”的制度反省；从解剖“政府失信的危害”，到“乌坎事件的教训”……这一直是我们评论追求的方向。

　　2012年，本报评论版将正式改版，版面前移到封2版，位置的前移、版面的增加，不会禁锢我们的思想，只会激发我们的斗志。愿和所有同道中人，一同求解这个时代的“密码”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