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2011年8月23日《上海商报》。

　　●口诛笔伐

　　自从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于8月5日历史性地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后，它便承受了来自美国政府的口诛笔伐，想必这也在它预料之中。

　　美国财政部当天就严厉抨击说，降评决定所根据的分析可信度有问题，因为它在标普的分析中发现一项2万亿美元的误差，据说标普随后被迫在评级分析内容中删除了这个数字。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两天后在接受NBC电视频道《夜间新闻》节目采访时表示，标普此举展现出相当差的判断力，他们“显然缺乏对美国财政预算的基本常识，他们的结论完全错误！”奥巴马总统则在8月8日下午的演讲中宣称：“无论一些评级机构说什么，美国一直而且将始终是3A国家。”

　　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一名人士告诉路透社，该委员会将对标普下调美国评级一事进行调查。另据《金融时报》等媒体报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也将审查标普公司在下调美国长期政府债务评级时使用的模型；SEC检查部门还要求标普披露哪些员工提前知道此次下调评级的信息；路透社的最新报道还显示，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标准普尔(据说还连带到穆迪)在抵押贷款方面的行为，调查集中于它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几年是否对许多抵押支持证券评级不当……

　　一时间，这家总部位于纽约、拥有70多年历史的著名评级机构在它的祖国几乎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以至于有人戏谑地说，白宫和华尔街当下最讨厌的人不是基地组织首领，不是卡扎菲，也不是金正日，而是戴维·比尔斯——那位“留着八字胡、烟不离口”(英国《卫报》的形容)的现任标普主权信用评级全球主管。

　　然而，强硬的比尔斯不仅拒不“悔改”，反而告诉福克斯新闻网，标普有可能进一步调降美国信用评级。而拍板此次主权评级的标普“三剑客”中的另一位——公司常务董事约翰·钱伯斯甚至明确地说，未来半年至两年时间内再次下调美国债信评级的机率有三分之一。

　　其实，美国政客不过是在重复他们的欧洲同行一年来喋喋不休的那些老生常谈而已。自2010年春天发端于希腊的——随后蔓延至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直至最近延烧到意大利，可能还有法国——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包括标普、穆迪(Moody’s)和惠誉(Fitch Ratings)在内的三大评级机构凭借着自己在资本市场上的兴风作浪持续地刺激着欧洲政治家的神经。

　　一年多来，默克尔、萨科齐、范龙佩和巴罗佐等几乎所有的欧洲领导人都一再呼吁加强对评级机构本身的监管。今年7月6日，穆迪再次下调葡萄牙国债评级以后，立刻遭到欧盟高级官员的猛烈抨击。欧盟委员会主席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表示，穆迪“犯了错误并夸大其辞”。欧盟官员还批评说，评级机构的“末日预言”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正是这些降级本身大大加重了欧元区的债务危机，使那些接受纾困计划的国家更难重回债券市场。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和法国财长弗兰索瓦•巴胡安认为，穆迪的评级不应得到重视，不会影响他们的决策。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也说：“我们必须打破评级机构的垄断。”这也是默克尔一向的观点，她在接受公共电视台德国电视一台的采访时说：“从中期来说，欧洲也应有一家评级机构，这是很重要的……现在中国人就有自己的评级公司。”她所指的显然是大公国际。 

　　在7月11日的欧盟峰会上，欧盟委员会不仅建议欧洲银行降低对三大美国信用评级机构数据的依赖，甚至还敦促对它们进行限制，其中包括禁止其对接受国际救助计划的国家进行评级。巴罗佐之前还曾主张成立一个新的欧洲证券市场管理机构，由其负责监督评级机构。

　　看起来同样可恨的是，评级机构还将手伸到了中国。今年4月中旬，惠誉以“未来三年中国银行业资产质量可能恶化”为理由将中国长期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的前景从稳定下调为负面。到7月初，穆迪令人惊诧地宣布，中国国家审计署可能将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低估了3.5万亿元人民币，而且其中50%至75%可能最终违约。这系列语焉不详的负面评级展望在国际市场上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致使一段时间内中国概念股和中资债券的价格出现大幅跳水。许多国内评论者据此认为，国际评级机构压根就不懂中国，它们代表着新一轮“中国崩溃论”的声音，而其背后一定埋伏着借“唱空”中国牟利的投机外资。

　　●信誉危机

　　为了为欧洲和美国政客们提供证据，批评家们翻出了最有损评级机构面子的旧帐——它们无一能对引发2008年金融危机的包含了有毒的次级抵押贷款的金融工具提供预先警告。资料显示，就在雷曼兄弟破产之前，三大评级机构对它的资产评级均为最高的3A级，这体现了评级公司的无能。美国经济学家和投资家尼尔·乔治甚至说：“评级机构早就失去了公信力。在2008年以后的历次欧债危机中，评级机构的反应都滞后于市场。可见市场是通过自己的判断在行动，而不是依靠评级机构。”

　　过去一周多来美元国债市场的走势仿佛也确实印证了他的话。事实上，几年前，当标普下调日本主权评级以后，日元国债的市场收益率不升反降！《华尔街日报》因此报道说，分析35年的数据可以发现，美国主要评级公司过去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的预测并不准确。

　　更严重的指控在于，许多人认为三大评级机构为了金钱而出卖职业操守。2008年8月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司法部、美国证监会、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和美国参议院永久调查委员会等多个部门曾对穆迪等评级机构做过调查，揭露出评级机构与投资银行内部员工间互动的许多内幕。

　　目前广受诟病的是评级行业的“发行人支付模式”。调查显示，金融机构每发行一个产品，需支付给评级机构的总报酬在5万美金到100万美金不等。中国的俗话说，“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既然拿了人家的钱，又怎么可能不替人美言？参议院永久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还曝光：穆迪分析师在2006年4月份说，高盛曾就一笔交易向其施加了巨大压力，要求这位分析师修改穆迪给出的评价，给出更为有利的说法；而在2007年6月12日，穆迪分析师向美林银行人员表示“除非费用问题谈妥，否则无法开展评级工作”，后者随后回复称，“对于此交易更改后的收费明细，我们都可以接受”……

　　官方调查报告暗示，穆迪作为一个上市公司，其股东利益正也在侵蚀着评级机构的独立性。例如穆迪的股东中不乏华尔街大型投行的身影，其中包括花旗、巴克莱银行、美国银行，JP摩根、高盛和美林等，而位列穆迪第六大股东的摩根士丹利持有近950万股，市值约为2亿美元的穆迪股份。事实上，在金融危机中倒下最快的那些大投行们给予三大巨头的报酬是相当丰厚的。根据参议院永久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在结构性金融产品上面，美林分别给穆迪、标普和惠誉贡献了7690万、3127万和7727万美元的收入。对此事实，有评论指出，“操纵评级结果最好的方法，就是你拥有一家评级机构”。

　　与此同时，那些投行发售的有毒资产变成了评级机构的饕餮盛宴——就在华尔街金融泡沫不断累积并终于给全球投资者造成巨额损失的2003年至2008年5年里，三大评级机构自身的利润却暴增了4-5倍！

　　尤为令人气愤的是，据传，有时候这些机构会主动给债券发行人提供评级，然后要求他们为后续的评级支付费用。如果发行人不支付费用，评级机构就会下调这些债券的评级；而对于那些支付费用的公司，评级机构就算给予较高的评级。这让一些评论家惊呼：这更像是一种无耻的敲诈，而非最强调信誉的评级！

　　鉴于此，评级机构成为各种恶毒的口水战和阴谋论的靶子，也就不足为奇了。按照惯常的思维方式，欧洲、中国和俄罗斯的不少人以前总是一成不变地指责三大评级机构代表了美国利益，甚至异化为美国政府的政治工具——因为做空欧元对于美元有利。标普顶着巨大压力下调美国信用，让这个版本的阴谋论不攻自破后，又冒出来另一种看起来非常具有说服力的新版阴谋论：据说，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名誉扫地后，标普这次强悍地对抗美国政府，只是为了重塑自己独立、公正的形象，挽回一点面子而已。马萨诸塞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波林嘲讽道：“金融危机的同谋，突然间决定要走独立倔强路线了。”但这位经济学家接下来却以一种非常奇怪的逻辑把阴谋论推上了另一个高度——他认为标普此举的另一动机是为了讨好中国，吸引中国客户。“作为美国国债的最大外国债权人，如果投资者逃离美国国债市场，国债的利率就会上升，中国将是最大的受益人。”

　　客观地说，评级机构所从事的事业的确十分容易将它们自己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如果它们一味说好话，就像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前那样，人们就会毫不留情地批评他们昧着良心只顾赚钱；而如果它们强硬地降低某一种债券的信用评级，特别是在经济形势动荡不安的危机时期，就像一年多来它们对欧洲和美国所做的那样，则又免不了要承受“兴风作浪”的指控。而之所以会出现眼下这种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局面，恰恰是因为三大评级公司享有的至高无上的声誉和权力。《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作者)说过一句后来被人广为引用的话：“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一个就是美国，一个就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评级毁灭一个国家；有时候，两者的力量说不上谁更大。”而按照经济学家大卫•达皮斯的话来说，现在全球经济命运的掌控者和仲裁者不是华尔街的巨头，而是三个小小的私人信用评级机构。“当政治家窝在华盛顿和布鲁塞尔，就美国和欧元区的债务危机寻找出路的时候，世界各地的企业却盯着评级机构……”

　　尽管在一个开放的西方政治和经济体系内，绝大多数阴谋论事后都被证明是无稽之谈或明显的夸张，但我觉得不应该轻易地排除这些阴谋论中的合理成分。不管怎么说，标普这次的特立独行之举，毕竟使自己在三大评级机构中成为的“公关赢家”，也的确赢得了不少掌声。另外，这也在客观上起到了借助市场之力倒逼联邦政府改善财政状况的作用。换句话说，我们既不能把评级公司想得太善，也没有必要把它们想得太恶。它们的“独立”评级报告背后，一定隐含着来自金钱、名誉、政治立场和道德价值等各方面的影响。

　　●对评级机构评级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对付这些令人不快的评级机构？欧盟领导人一直希望加强的对它们的“管束”，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吗？

　　我个人举双手赞成标准普尔公司总裁迪万•沙马的看法，他在7月下旬发表于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限制信用评级独立性的举措将事与愿违。因为“此类措施将降低透明度，加剧不确定性，进一步损害市场信心……”

　　评级机构的确经常犯错误，也难保证不被金钱和权力收买，但它们提供的评级报告只是供投资者做参考的信息，并不具有任何强制性；如果没有风险评级所具有的官方认可地位，它甚至只是诸多信息来源之一，与其他来源平等地竞争投资者的重视和信任。假设市场是一个法庭，评级机构既不是法官，也不是陪审团，而只是多方证人之一，最终下判决的是投资者自己。诚如时下一些人指出的那样，现在迫切需要对评级机构本身进行“信用评级”，但这种“信用评级”归根结底是由市场竞争做出的。正像沙马的文章所说，主权评级之所以存在，是为了向投资者提供一个独立观点，而不是支持或削弱特定的政策举措。因此，指责评级机构导致或加深了欧元区危机是混淆了症状与病因。

　　沙马先生正确地指出，问题的关键所在并非评级的可信度，而是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还有投资机构)如何利用评级结果。他建议降低对信用评级的依赖度，例如，废除使用评级机构的监管指令，避免让信用评级成为政策决策的唯一依据。这将降低评级对市场和公共政策的影响，并将解放评级机构，让它们完全凭质量自由竞争。这样一来，市场参与者也就可以自行选择那些它们认为是有用的评级观点，而不是因为政府部门的指令而被迫参考它们。

　　沙马的意思显然是指取消监管者对评级机构的政策庇护。事实上，要说目前国际评级市场内的竞争是自由和充分的，那也是不全面的，三大信用评级巨无霸的形成的确离不开美政府的扶持。1975年，穆迪、标普和惠誉被美国SEC认可为 “国家认定的评级组织”(NRSRO)，此后便垄断了国际评级行业格局。我们的确可以说，三巨头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NRSRO，因为只有它们出具的信用评级才会被美国政府认可。当然，这也是市场多年运作之后自动选择的结果。中国的大公国际曾于2010年9月向美国SEC申请成为NRSRO，但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标准问题而未获通过。

　　另据报道，惠誉也将在最近给SEC致信，建议加强17g-5条例，以在发行商最终选择哪家评等机构对交易作出评级前，允许投资人看到有哪些机构评估了结构性融资交易。2010年6月制定的17g-5条例旨在抵制购买评级。

　　政策的庇护与政府的监管究其实质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所谓加强监管，即意味着政府要对评级机构进行严格的审核，而其逻辑结果必然是向那些政府认为“合格”的机构发放牌照，就像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已经做的那样。面对当前的评级乱象，沙马先生的药方则正好相反，他实际上是主张取消政府的审核和牌照制度，让所有评级机构在开放的市场上展开平等竞争。虽说他表面上似乎是在反对政府监管，但长远而言，这对多年来受到特别照顾的标准普尔公司并没有什么好处。我们也许可以将沙马先生的文章视作一种压力之下的被迫表态，但必须承认，与有可能削弱评级独立性的政策措施相比，这是一种更具建设性的方法。当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全世界最有影响的评级机构的掌门人。沙马先生却想把评级报告降低为报纸财经版上的股评文章！

　　遗憾的是，美欧政府打算背道而驰。早在2010年6月16日，美国参众两院议员即通过议案，由美国SEC设立一个中介机构，为金融机构发行的结构性产品安排指定的评级机构，提供初次评级，这给以往自行选择评级机构的结构性产品发行商关上了大门。参议院同时通过另一修订案，免除对NRSROs成员的特殊保护。2006年，美国的《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案》曾赋予NRSROs机构的评级方法、指标和程序的科学、合理性等实质问题不受监管涉足的特殊地位，如今这一监管空白已被填补。

　　我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以一个更大的错误去弥补一个较小的错误的愚蠢方式。必须看到，目前的漏洞本身正是因为先前的不当管制造成的，试图用一连串更大的管制去修补它，岂非抱薪救火？难道现在连欧洲人也要步起后尘？

　　7月5日，穆迪公司将葡萄牙的评级降为垃圾级以后，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气愤不已：“我们自己的分析报告才是更加准确完善的。”但当听到他用带有葡萄牙口音的英语说出上面的话时，市场有足够的理由担心，未来的政府监管将极大地扼杀评级机构原来的独立性。我丝毫没有怀疑巴罗佐的良好动机的意思，但他假如真的认为政府能够管好评级机构，那么我会建议他来认真参考一下我们这里的大公国际——也就是那家令默克尔总理羡慕不已的“中国人自己的评级公司”。

　　成立于1994年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公司一家民营企业，并非一般想象中的国有公司，它在中国信用评级市场占有约25%的份额，其余绝大部分基本由三巨头的中国子公司控制。在标普下调美国信用评级之前两天，大公国际做出了相同的决定，但市场对这种先见之明几乎毫无反应。如果身为一个中国人，你为此感到忿忿不平的话，那么接下来的故事就将令你感到悲哀——

　　8月8日，中国铁道部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200亿元90天期超短期融资券。文件显示，大公国际给予它的信用评级为最高的AAA，不仅高于美国，也高于大公给出的中国主权信用AA+。在举世震惊的“7·23动车相撞事件”发生后仅仅两周，大公国际居然对已经负债累累(之前还有腐败前科累累)的铁道部抱以如此绝对的信任，自然引起了国内舆论的强烈质疑和批评。银行间市场也不认可这种评级，拍出了罕见的高利率。

　　大公国际稍后辩称，企业债与主权债是不同的。然而资料显示，大公国际还给予了青岛一个城投债AAA评级，而这个总额17亿元的城投债申请自今年4月后就被压在发改委尚未批复。也就是说，在大公眼里，一项尚未得到中央批准的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用竟然要高于中国中央政府和美国联邦政府？这就好比有人告诉我们，你把钱存在温州的地下钱庄比存在瑞士银行更安全，实在不知道依据的是什么理论！因此，最新一期财新传媒《新世纪》周刊干脆以《中国式评级耳光响亮》为题来报道这件事情。

　　中国大概是世界上政府监管能力最强的国家了，上述这种中国式评级，不正是政府监管的结果吗？请不要误解，在这两件事情上，我绝不是暗示中国政府给予了大公国际什么压力，否则便难以解释大公国际反而没有给中国主权最高的3A评级。我的意思是：因为在中国，开办和营运一家评级机构是非常困难的，需要通过许多困难的门槛和莫测的“监管”。 简单地说，只有极少数特别的个人和企业才被允许从事评级行业，这就使得评级机构的牌照本身比它的市场信誉和竞争力更加值钱，如此，则背离市场道德的圈钱就几乎不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