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何为，评论有多大力？这本不是问题，可当它成为问题时，问题不一定出在评论，很有可能出在我们内心，我们的眼光和态度。

　　我生活的城市虽然被贴上了很多漂亮的标签，但它和单士兵兄弟生活的重庆相比，既不更好，也不更坏。别人的幸运也是我们的幸运，别人遇到的问题我们一样会遇到，比如某些坚硬的纸条，不会因这座城市的漂亮标签而幸运地得到疏忽或者豁免。有时，会情不自禁想起西塞罗对被放逐的马塞卢斯说的一句话：“不管你在哪里，记住，你还是在罗马暴君的势力范围之内。”这里的放逐，只是一种感觉，或者体验，或者是某种情景的想象。不必当真。

　　舞台上播放着同样的背景音乐，决定了舞步的相同节奏，不同的只是舞者的姿态，而言说也是一种姿态。

　　一代又一代拿笔的人被写作尺度所困扰。说个极端的例子，

　　早在一千多年前，塔西佗就尝试过一种言说策略。这位罗马史家生活的时代，经历过尼禄、奥托、维斯特乌斯的走马灯式的残暴，好不容易在第度和苇斯巴芗治下喘口气，紧接着又回到图密善这位多疑的僭主治下。塔西佗受到命运的眷顾登上过执政官的高位，他完全可以做一个沉默的旁观者，或者像他那著名的亲戚小普尼林那样摆弄些花草颐养天年，但受到一种强烈使命感的驱使，他拿起了笔，顽强地书写一个时代。

　　塔西佗不是真正意义的史家研究家，而是一个历史阐述者，一个用事实材料去调配政治哲学的写作者。这样的人放在当代，也就是一个时评人。同时他又是一个小心翼翼的时评人，既要冒一定的风险让他的文字对某些人有所教益，按时评人的话是“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又必须谨慎地选择他所评述的对象和事件。

　　这不完全是出于个人安全的考量，而是顾虑到他的著作的命运，不至于被付之一炬而前功尽弃。今天，他的文字大多数得以幸存，充分证明他哲人般的深谋远虑是何等的先见之明，尽管他从来都讨厌哲学家的称呼。

　　塔西佗享有“罗马暴君的鞭子”的美誉，提比略因为实施了“大逆法”，也就是一种专门为人们的思想或者言论设置的一项罪名，所以才遭到他近乎刻薄的抽打。但这只是他文字的其中一面，另一面则是不偏不倚的公正。正如诗人维兰德和拿破仑对话时所说，“当他看到一缕善的微光，即便是在提比略的残暴统治之下，他都会发掘它、捕捉它，在他大胆地赦免一切时展示它。”

　　他是专制时代的共和国追忆者，是怪物治下讴歌美德的不合时宜的人，身处禁锢的囚笼，被理想所放逐，但无时无刻不向往自由、平等、权利及人类的德行。有人说他写作的目的是为了罗马，在强盛时代看到了帝国衰亡之兆，因此穷其一生提醒那些“有影响力的人”。也许有一定道理，但我更愿意理解他是为了人，为了包括他自己在内所有人的处境的改善。这就是他写作的隐秘动机。

　　塔西佗教诲我如何看时评，如何用心写时评。回归当下，也在尽力尽心。晶报评论分成三个版块，一是讲场观点版，二是社论，三是社论回应。先说讲场，是几十位专栏作者说话的地，讲场本是“广场”的粤语偕音，让言者尽兴发言就成，所以，我们经常能见到两位作者截然对立的观点出现在同一天的版面，言论不是给出惟一的正确答案，而是提供思考的逻辑，顺带还有乐趣。

　　重头是社论，代表报社的立场和观点。评论部主要有三位兄弟，首席评论员彭健及两位资深评论员刘显东、李跃。除周六、周日只一条社论外，从周一到周五都是三条社论，我有时也参与写作。这样看来，评论不仅是脑力活，有时也是体力活。

　　讲场与社论互为倚角，给足了言说的场地。单士兵、潘朵拉诸兄列举的题材，晶报同样有，在此不一一列举。而我更想强调的是对本地题材的介入深度和力度。从年初的保障房分配，到关注南科大的命运，到深圳市贸工委选择媒体发布信息，到药价畸高，到校车安全，到深圳校服招标问题，到梧桐山沉香树被伐事件等，晶报社论都会发声，该建言的建言，该批评的批评，也许得罪过不少人，包括认识的熟人，但至今为止并没有遭遇一些人自我预想的那么强大的阻力。应该说，这些批评大多都有回应，甚至有些政府部门向市民道歉，提出改进措施和进一步问责、追责。

　　边界需要试探和触碰，边界存在于对正常社会向往的“共识”之中。所以，包括批评对象在内，也能理解言者为改进公共生活而作的努力。按一位没打过照面但我特别尊敬的朋友的话说：日拱一卒。拿起笔，就必须相信卒子总有一天能过河。2012年，我们仍然有这个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