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围绕“羊城通”押金的问题，市民已穷追不舍了多个回合，在上周召开的广州市“两会”上，“羊城通”巨额押金及利息之谜，又再度被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摆上了桌面。日前，广州市交委和羊城通公司相关负责人主动约见市政协委员韩志鹏和市民区伯，解释押金及利息的疑问。

　　去年12月27日，羊城地铁报的官微账号发微博庆贺“羊城通”十周年，在该消息中提及，“10年间，羊城通累计发卡量已超过2500万张”，有人感叹其给市民生活带来的便利，但也有广州市民区伯在微博上提出质疑，再指巨额发行量背后的巨额押金去向。有网友估算，按一张30元押金计，“羊城通”押金的总额将超过7.5亿元。

　　诚如羊城通公司回应所言，并非所有的“羊城通”卡都收取押金，除押金卡外，还包括优惠卡(老人卡、残疾人卡)、银行联名卡(大学城学生使用)等多项卡种，所以押金总额并无7.5亿之巨。但据此是否足以让涉事机构有理由“喊冤”呢？恐怕还须另当别论。由于相关信息的不公开，公众无从获知并确认各类卡种的发行数据，但即便按照羊城通公司给出的数据，押金卡的数量“只有660多万张”，进而可以推算“羊城通”押金的总额也近2亿元，这一数据恐怕依然难脱“巨额”的范畴，市民依旧有权利问一句：这大笔的押金，究竟在哪里？

　　必须首先核实的，是近十年来“羊城通”详细的发行情况，而公众想要看到的，亦并非简单数字的罗列。在2009年的相关报道中，羊城通公司表示，其财务状况不仅接受市交委审计处的监管，而且聘请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独立审查。那么现在面对公众的押金质疑，最需要的便是尽快公布详细报表，清晰核对“押金卡”数量(包括回收情况)，进而明确据说“存在银行”的详细金额，这是“羊城通”押金问题最基础的事实依据。

　　在此前提之上可以继续讨论的，则是“羊城通”押金存在的合理性及其流向。在涉事机构的回应中，多次强调“采购原卡、制作加工、运营客户服务中心”的成本费用，言外之意是此乃押金的用途之一。在有意无意间，押金的概念被混淆———押金本意是为防范交易风险而预付的款项，理论与实践中也均视其为“终究是要退还的”项目。姑且抛开先前“押金存入银行”的说法，单看这据称每张10元的制作成本支付用项，是否意味着一部分押金已被花掉？那据称有200多万张卡片被收回，且退还30元押金，又如何解释？

　　据《南方日报》报道，羊城通公司表示其“不是公益组织，政府没有投入”，在解释羊城通押金问题时，将“运营成本也需要投入”作为理由之一。但在2009年《羊城晚报》的报道中，却有“前期政府投入1000多万元”的表述，存在矛盾。即便用“后期运营，政府没有投入”作为解释，将运营成本负载于一项注定要退还的资金之上，亦有不妥。作为独家经营羊城通项目的国有独资公司，据说“至今没有盈利”的广州羊城通有限公司靠什么维持？据2005年的相关报道显示，羊城通公司向公交公司等终端企业收取刷卡手续费，费率高达2.8%，远远超过普通银行卡收费。在广州市交委2005年的数据中，羊城通便有每天近400万元的刷卡金额，时间又过去六年，相关数据以及提取的刷卡手续费又是多少，尚无从获知。

　　浏览近些年来围绕“羊城通”押金所进行的几轮讨论，固然多能看到涉事机构的及时回应，但其所给出的解释却大多雷同，公众的诉求并无改变，得到的回应也总是躲躲闪闪。一张“羊城通”卡片，30块押金，于市民个体而言并非多么宏大的金额，但在聚集效应之下，积少成多的数字一样会让人震惊：这些钱到底有多少，花在哪里，是应该给出一个明确说法的。

　　感佩那些多年来为此小事锱铢较真的市民，甚至包括那些并未选择缄默的有关机构(尽管仍有相当大的积极作为空间)，共同探索、营造和培育着这座城市官民沟通的畅通渠道。再微小的诉求，只要提出来就是大愿景。人们把“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作为理想来宣示，但城市不会径自美妙，生活亦然。城市，只有在公民的一次次可贵较真中，才会一点点变得美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