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年关，多个新闻让我们再次面对让人纠结的见义勇为话题：如何为行善化解风险，不让善良人在他人遭遇危险时纠结于是否行动？如何达致善良与法律的平衡？

　　第一桩新闻是浙江丽水市吴俊东案告一段落，“中国好人网”代吴支付了7万余元赔偿，这可能是国内第一起代为“行善者”赔偿的案件，为稳妥解决类似案件，提供了新思路。 

　　本报在去年12月9日曾评析此案：吴自认为在超车之后，胡氏夫妇摔倒，他去施救反被“诬陷”。但吴驾驶的三轮摩托车属机动车，“车撞人”属“无过错责任”。同时，民事案件中达到“证据优势”，就可认定事实，有证人证明，吴驾车超车时造成对方的助动车晃动，之后倒地，法院依“高度盖然性”原则，判决吴赔偿。

　　虽然吴不认同判决，但判决具有“既判力”，当事人有义务履行。本案中，吴对法院执行有抵制情绪，家境也不宽裕，并坚信自己是“见义勇为被诬陷”。这里就有一个法与情的冲突：当事人的主观认知，与法律事实、法律规定之间有落差。这种冲突有一定的普遍性，此前上海一超市班车司机“救人被诬”案也是这样：司机自以为救人，但其实是他驾驶不当造成老太跌倒。

　　所以，大家不应急于把真相套入“农夫与蛇”或“贼喊抓贼”的故事模式中。吴只是在特殊侵权规则下需要承担责任，并不是说他就是“坏人”。相反，他在自认为没过错的情况下，还主动救助伤者，其善心依然值得褒扬。也正因此，远在广东的“中国好人网”不仅派出律师为其申诉，还替其赔偿，这是在激励潜在的行善者，让公民在伸出援手之前，不再有后顾之忧，让他们感觉到整个社会都在支持自己。这需要我们共同努力，编织一张化解行善风险的制度之网。

　　其实，由全社会分担风险，司机只需要关心救人，这就是机动车“交强险”的立法本意。这里有必要说一下天津许云鹤案。1月19日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自称救助摔倒老太的司机许云鹤，需赔偿10万余元。此案和吴俊东案都是机动车交通肇事案件，判决的法理有共通之处。只不过，许的车恰好也没有买“交强险”，失去了在社会统筹层面上化解矛盾的可能。

　　第三桩新闻是1月17日晚，广州街头一女子遭飞车抢夺，一教师驾车追赶疑犯骑坐的摩托车，造成三疑犯一死两伤。舆论一边倒地认为正义需要弘扬，该教师不该承担任何责任。

　　已有律师对此案做了解读：如果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构成抢劫而不是抢夺，因抢劫严重威胁公民人身安全，该教师驾车撞击三疑犯就属正当防卫。此前，广东也有相关判例，当事人无须承担刑事责任。但媒体还应向公众阐释类似激烈行为的风险和责任分摊：

　　首先，在事实尚未明了的情况下，不能“见义盲动”，毕竟人的生命权不容试错。比如此前发生过一场悲剧，广州市民蔡永杰见到有人在追赶一个挎包男子，就以为发生了抢劫，开车追赶时将该挎包男子撞死。其实，死者当时是在躲避精神病人的追赶。蔡先生已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被批捕。

　　其次，不能为激励行善就简单地规定“免责条款”，对行善时造成的第三方损害，应有通盘考虑，以系统化解风险。用于奖励的大红花旁没有眼泪，善行才是可以持续的，能提升全社会的整体利益。比如，去年广东个体户凌华坤开车追劫匪而酿成车祸，造成无辜路人人身财产受损，其所得奖励不抵赔偿金。最后是在有关领导重视之后，把见义勇为作为“交通事故”处理，他才得到了保险赔偿。

　　行善，诚非易事；好人，并不好当。见义勇为，也面临发生事故的风险、刑事风险、侵权风险，以及相关各方责任的分摊等具体的矛盾，只有勇气是不够的。

　　既然鼓励善行、推升道德、保卫良知已成社会共识，那么我们就要集全社会之力，包括政府、媒体、民间组织、公民等，通过完善法律、财政投入、民间力量参与，构筑适合行善的环境、乐于行善的氛围，让良心不再挣扎，爱心不再受伤，无辜者的利益也得到补偿。愿行善如春园之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