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 蒋璟璟

　　苏州游客丁先生称在厦门一家海鲜排挡点了5菜1汤，其中只有三样海鲜，结账时达9560元。丁先生报警后，在警方协调下，店方退回3500元。目前该店已停业整顿，老板称点菜员是临时工，已被辞退。

　　三亚“海鲜门”之后，景区宰客成风，已引发轮番民意反弹。连日以来，从厦门到大理、从天价蔬菜到昂贵时鲜，从美女酒托到骇人标间，吃喝住行无一幸免被疑。更有甚者，分散的批判情绪，正在形成系统化文本，于是一张名曰“宰客榜”的产物，正在变得冗长、变得具体。那么或可说，苏州游客丁先生，不过是一股灰色浪潮的典型样本。就其经历而言，无论结果抑或过程，都带有明显的普遍性。

　　景区宰客，有着怎样的发生机制？归纳近期爆料，其中玄机实已呼之欲出。诚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宰”首先是信息不对称的产物。游客初来乍到，对何贵何廉缺乏明确认知、对消费选择缺乏真诚引导、对维权手段缺乏清晰思路……置身于“人生地不熟”的惶恐心态下，“挨宰”似成必不可少的“学费”；除此，“宰客”若要达成所愿，多半少不了各色的暴力胁迫与暴力暗示。网友“罗迪微博”透露，“一哥们面对天价海鲜刚想说理，几个彪型大汉便出现，只好收声认栽。”而在丁先生的故事里，也有“想理论，环顾四周发现几名男子似要围过来，只好先买单”的相似桥段。

　　从中不难看出，一种短视、野蛮的运作模式，正在某些地方主导着旅游产业。此类粗线条、超原始的状态，固然可以归咎于职能部门不作为，又何尝不是落后经商思维的折射。众所周知，市场秩序的规制力量有二，监管者与自发竞争。放眼周身、宰客多发，谁该承担更多责任，着实值得考量。之于监管方，其表现自然难以令人满意，但至少一套看似完整的“举报—处置——反馈”框架已经成型；而与此同时，作为另一种规制力量的“自发竞争”，实则未能发挥当有的正向作用。究其原因，“合流”而不是“超越”，正成为多数经营者的哲学。他们宁愿维持行业默契来渔利，也无心挣脱那平庸、隐性的平衡，以“破局”换取额外收益。

　　缺乏长远诉求的业者，才会从流于“人宰我宰”的畸形大潮。倘若为此追根溯源，仍旧显得毫无难度：几乎是一夜之间，旅游经济成为备受推崇的吸金利器。急急推进的速度，令得行业准入门槛形同虚设，鱼龙混杂的排挡、食肆，瞬间晋升为亮堂的酒楼和酒店。但，由于缺乏严格的事先培训，即便规模由小变大、收益由少而多，某些餐饮业者仍市侩习气难改、信奉“竭泽而渔”式的敛财手法。笃信“捞一笔算一笔”，“游客”与其说是客户，不若视作“待宰羔羊”。

　　事实上，在混乱的大格局内，更容易孵化卓越的企业。与差劲的同行相比，一些坚持起码性收费规范、满足底线性服务标准的业者，便显得足够优秀。问题是，各地旅游产业里，“排外化”倾向严重，保守、封闭的环境内，本地的、屈从潜规的、少有品牌耻感的企业占据主流。而这，或许是“宰客”频现的诱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