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一些问责不给力的现象，公众质疑油然而生。然而，有关方面信息不透明，则进一步发酵和加深了人们的焦虑。

　　官员复出总能成为社会热点。日前，因上海“11·15”大火被撤职的原静安区区长张仁良，出任新疆喀什地委副书记；同样被撤职的原副区长徐孙庆出任上海申江两岸开发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消息传来，立即引起舆论热议。

　　公众对于2010年上海大火的惨痛记忆并未退却，然而仅一年多过去，两个被问责的官员就一西一东地复出视事，这首先难免在人们心理层面形成强烈反差。

　　退一步说，这种反差背后可能存在感性因素、情绪作用，但一些网友从制度层面提出的问题显然更加无可回避：问题官员不是不能复出，而是要看怎么复出，有没有按规矩办事，让人口服心服。

　　查阅2011年6月9日的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对“11·15”大火相关责任人的处理结果中，静安区的这一正一副两位区长，“享受”的都是行政撤职、撤销党内职务处分。这一问责结果意味着什么？来自《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有关条文显示，被撤职公务员的受处分期间为两年。无论是从上海大火发生之日起算，还是从处理结果公布之日起算，两个复出官员的受处分期都不足两年。

　　一边是处分的“紧箍咒”未解，一边又念起了走马上任的新经，有如此明显的制度执行硬伤，如何体现对特别重大火灾事故的严肃处理？如何彰显问责的权威性？又如何让人相信诸如“符合有关规定”之类的解释？

　　有媒体统计，近年来经媒体报道被问责的官员不在少数。以广泛使用的免职处理来说，被免职一年后才复出的还算“严格”的，有的地方连一年的寂寞也耐不得，心急火燎地让被问责官员结束“雪藏期”。比如广州海事法院原院长罗国华因出国“豪华游”被免职2个月后就闪电复出，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新兴区原区长刘丽因矿难被免职，也是不到3个月便迅速复出。对官员处分期的随意压缩，恰恰是问责大棒“高举轻落”的一个缩影。

　　面对一些问责不给力的现象，公众质疑油然而生。然而，有关方面信息不透明，则进一步发酵和加深了人们的焦虑。

　　对一些广受关注的问题官员复出，为什么复出、凭什么复出、走了哪些程序、到底何德何能，常常只有结论没有说明、只有问号没有回应，不向公众作出清楚交代与解释，直接以一纸文件宣布任命完事，就更加使人疑窦重生、浮想联翩。所以，不加大问责力度，不对接公众诉求，官员复出引发的民意波动，还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本报特约评论员李力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