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 顾燕

　　“60年过去了，南京的冤魂仍然影响着中日关系。”十多年前，在张纯如那本著名的《被遗忘的大屠杀——南京暴行》的序言中，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威廉·C·柯比这样写道。时至今日，这个判断依旧准确。作为中日关系绕不过去的槛，双方长期在一些敏感历史问题上存在分歧。这种分歧又总是影响现实，并在利益争端中不断发酵。

　　在中日关系的基础上放眼东亚，可以说，这种纠葛在东亚关系中普遍存在。中日分歧并不具有特殊性，而是整个东亚问题的一部分。在东亚问题的框架下看待南京争端，更利于厘清其中的复杂关系。

　　近代以前，作为东亚区域内的三大国家，中日韩虽然存在着一些历史争端，但尚属小范围、浅层次。19世纪以来，三国都在西方冲击下启动现代化转型，在各自民族的“建国史”中，形成复杂的利益格局。在瓜分、殖民的时代大势影响下，三国之间的利益冲突远较先前深广，带来日后东亚关系中长期纠缠不清的历史问题。直至当前，三方在历史叙事中仍然缺乏共识。各自表述的不同，往往踩动整个东亚政治圈的敏感神经，历史问题演变成现实利益争夺的火药引。中日、日韩在历史问题、领土、领海问题等方面，中韩在文化问题等方面，彼此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摩擦。

　　这种关系导致每当有事件发生，各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会被不同程度地挑动。由于中韩曾遭受殖民侵略，日本在二战中也遭遇了广岛浩劫，各自群体情绪中都带有“被迫害者”情结，难免发出一些不理性的声音，彼此散布互不信任的氛围，事实上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因此，东亚三国需要面对共同的历史时，形成基本程度的共识，不纠结于一己之民族情感，而是冷静客观，以面对历史真相、面对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的准则来解决。

　　就南京大屠杀事件而言，作为近代中日关系史上最伤痛的问题之一，中日官方、学界和民间时常存有分歧，并因此不定期给两国现实关系蒙上阴影，带来不确定性。究其原因，主因是一些日本极右翼分子不能正视历史和民族罪恶。名古屋市市长河源的言论，便是代表之一。作为一名政治人物，其言论并不能仅仅以代表个人立场而搪塞。南京市政府给予严正回应，暂停友城关系，不卑不亢，并无任何不妥。

　　但是，解决问题还是要立足历史真相本身，夯实据理力争的“理”的基础。国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在史料的搜集、关键证据的列举、研究的深化拓展等方面都亟待加强。就南京死亡人数这一点，中国至今没有较为精确的统计，也仅仅只有三千余名死难者的详细名单。回应谬论，除了气节和坚持原则的态度，我们还必须走出泛政治化和民族情绪的层面，中日学界和世界学界一起，深入历史事实，拿出立得住脚的、令人信服的证据，达到历史研究的共识。

　　不仅南京问题，东亚关系中不少历史敏感问题，都面临这样的困境。中日韩三国在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东亚的长期和平稳定，和谐共进，是世界和平发展之福。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国和美国，东亚也应该足够大，容得下中日韩。解决东亚各国的历史和现实地缘政治问题，需要各方突破制约，拨开人为笼罩于历史之上的迷雾，坚持人类共同的美好价值，拿出历史诚意解决历史问题，拿出政治智慧解决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