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秦岭博客致信市委书记俞正声，反映其患癌症晚期的父亲辗转五家医院，为求一张病床来回奔波的苦痛。前天，俞书记回信并致电秦岭时表示：“……谁都有父母，谁都有亲人，当眼见有养育之恩的亲人于病危之际而无力相助时，又遭遇一些制度缺陷的伤害，心中之痛，不言自明。我不能保证问题都能很快解决好，但我相信，你的心痛是大家的心痛，大家的共识会推动我们前进。”

　　经俞正声亲自过问，市卫生局和杨浦区卫生局迅疾解决了秦岭父亲的住院难题。但坊间和网络对此事的热议并未就此停息，舆论关注的焦点有两个：一是还有不少类似秦岭父亲那样的晚期癌症病人和家属，正同样经历着“一床难求”的苦痛折磨，他们不可能都如秦岭和他的父亲那样“幸运”；二是癌症晚期病人以及类似的“恶性疾患”病人的临终关怀型医疗机构及相应的人道主义医卫服务，在大上海几乎还呈空白。

　　上海是全国医疗资源最富裕的城市，但上海又是医疗资源最紧张的城市。其一、上海是全国疑难杂症病人的主要求医城市，住院病人中，外地病人几乎占到一半；其二、上海的大医院和好医生都集中在中心城区的三甲大医院，市郊居民求医问诊，大多无奈地往中心城区的三甲医院“挤”。根据“十二五”本市医疗资源再配置规划，政府虽说已分批实施三甲医院“市郊化”之“5+3+1”工程，但要想有效分流病人尚处于远水难解近渴状态。

　　除此之外，现有医保报销制度及卫生行政部门对医院病房周转率的考核过于机械和死板(也系不得已而为之)，这就进一步扭曲了本已十分紧张的医疗资源的人性化使用。

　　鉴于市民有迫切需求，结合上海的“市情”，晚期癌症病人临终关怀型治疗，不可能都通过家属给市委书记写公开信得到解决，惟一可行的办法是专门配建一批专业从事临终关怀型治疗的医疗机构。然而，这事说来容易做起来特难，难就难在这类医疗机构如何定性？

　　如果定性为公立医疗机构，服务价格及如何衔接医保可能都不是大问题，但政府财力受限，此类医疗服务肯定严重供不应求，最终孽生出一系列寻租之“恶”，形成新的社会失公之焦点。

　　如果定性为私立医疗机构，也即通过吸纳社会资本投资建院，那么服务价格肯定须有市场来决定，如此一来，供求关系表面上看似乎不难排解，实质上却依然很难解决。突出矛盾首先在于由市场定价的临终关怀型治疗费用，无法通过普通市民的医保进行报销。于是，这类临终关怀型治疗非但不能覆盖大多数普通病人，而且会进一步加剧社会阶层之间的对立和仇视。

　　时至今日，“新医改”在全国已推进三年。以我们的目力所及，上海贯彻落实国家“新医改”的各项做法及取得的成效，总体处于全国各省区市的中上水平，个别项目譬如进入基本药物目录的常用药比国家目录几乎多出一倍，但类似“秦岭难题”如何破解，显然还没有纳入“新医改”必须覆盖的范围之内。

　　我们认为， 破解“秦岭难题”，理所当然是“新医改”的题中之义。而上海亦比别的城市更有条件率先破解“秦岭难题”。眼下困扰上海的主要还不是资金问题，而是这类临终关怀医疗机构的身份定位、投资主体、运营模式以及如何衔接医保的问题。希望卫生行政部门及相关政府机构根据俞书记“争取在制度上有所前进”的要求，抓紧启动探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