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种种可能的“负作用”，在以一系列“禁止”标定出网络行为底线之时，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引导领导干部如何更好地认识网络、善用网络。

　　党员干部应该怎么上网？能不能为了吸引粉丝透露“内幕”？能不能看不顺眼就破口大骂？能不能转发不靠谱的八卦消息？

　　近日，株洲发布《株洲市党员干部网络行为规范》，划出一条“底线”：除规定不能在网络“擅自公布单位的工作内容和信息”之外，也规定不能在网上“对他人进行侮辱、谩骂、亵渎、诽谤等”。

　　党员干部掌握着一部分公共权力，能调配更多公共资源，手中难免会有涉及他人隐私的信息，也难免会掌握一些工作和商业秘密。这部分内容，别说是不能发在微博，就算是私下谈话甚至是个人日记中，也不能透露，这可谓基本的职业道德。

　　而不能在网络发布“对他人进行侮辱、谩骂、亵渎、诽谤”一类的言论，则更是网络的基本道德。这并不仅仅是对领导干部的要求，同样应该是所有网络公民的基本责任。而作为社会风尚的塑造者，即便在虚拟空间中，党员干部也理应更好地起到表率作用。可以说，于公于私，株洲的这一规范，都有一定合理性。

　　不过，我们也不能高估党员干部的“网络能力”。即便胡锦涛主席曾表示自己会“抽时间尽量上网”，即便温家宝总理也曾多次与网友面对面，还是有很多领导干部不重视网络，甚至不熟悉网络。曾轰动一时的“微博开房事件”中，局长就把微博当成了自家客厅，与人打情骂俏。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强制噤声，难免会形成“怕网”导向，终致矫枉过正。当网络越来越成为民意集散地、观点交流所、信息传播场，如果闭目塞听，醉心于“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效果没有不显著的”，这样的领导干部，难说称职。

　　而如果把个人习惯带入工作当中，制定政策时不愿直面网络民意，突发事件后不敢及时网络通报，只会让工作变得更被动。更何况，强势的“一票否决”，更容易让一些党员干部束手束脚，与信息时代背道而驰。

　　对于株洲这一规定，还或多或少有这样的疑问：在“规范”之下，是不是也会逃避监督？这样的疑问，可说有其现实语境：安徽利辛县国土局一干部微博直播自首，以举报领导受贿；湖南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微博发帖以辞职为“赌注”，帮讨薪农民工讨公道。虽然不一定合程序、守规矩，但在特定生态下，用网络保护自己、引发关注甚至推动问题的解决，确实也是一记无奈的“发球”，这不仅需要“规范”，更需要更多的理解与重视。

　　面对种种可能的“负作用”，在以一系列“禁止”标定出网络行为底线之时，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引导领导干部如何更好地认识网络、善用网络。

　　本报特约评论员徐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