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是代表委员议政的机会,也是一些地方宣传本地形象的机会。不少官员纷纷在发言中宣传本地的改革政绩:医改的成果,文化发展的成绩——不过也有一些官员代表在两会上谈条件、摆困难。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罗伟其就认为地方政府教育经费支出占GDP4%很难做到。
这位代表说得也不乏道理:教育经费支出占GDP4%,当下首先需要厘清中央与地方的投入责任,否则很容易形成推诿和扯皮。但我也有一个担心,作为发达地区广东的代表这么抱怨,会不会对其他地方形成一种很不好的暗示。连财政充盈的广东都在教育投入上哭穷,都在抱怨“教育支出占GDP4%很难做到”,其他地方不是更有理由哭穷了吗?在此种情况下,作为底线共识、艰难推进的“4%”岂不又会在执行过程中走样?
这并非杞人忧天,而是一个很现实的命题。从公车改革到官员财产申报,我们很多领域的改革所以难以深化,之所以一再陷入渐而不进的搁浅状态,关键就在一种推动着改革向前走的动力不足。很多地方在改革问题上不是争先恐后,而是比下比烂,比谁更落后,而不是比谁更走在前面。
比如落实这个4%的教育投入责任就是如此。其实,不少地方都已经率先完成了这个任务,特别是一些贫困县,尤其值得尊重。他们宁愿县领导住在破旧的窑洞、残破的危房中,也要保障基本的教育投入,完成政府的义务教育责任。有的地方甚至将40%的财政收入用到教育上,率先实行15年免费教育。可我们不少地方,并没有跟这些率先完成任务的地方比,而是跟那些耍赖不完成任务的地方比。他们不会因为“有贫困县率先完成教育投入”而有半点儿羞耻感,而会往下,跟那些不如自己的地方比,并在这种比较中沾沾自喜,为拒绝担当政府责任找到一种理直气壮的借口。
很多改革问题上都存在这种“比下比烂”。典型的如公车改革,杭州的车改走在了全国的前面,货币化、市场化、单轨化,最高只补贴2400元,为车改走出了一条新路——可很少有地方愿意跟杭州比,而更愿意跟“每位领导每年发8万元车补”的辽阳弓长岭区比。这样的比下比烂,会让作为改革先锋的杭州非常不平衡:我们改了,反而引来一堆舆论质疑,那些没改的地方反而没人说。这样的抱怨,不是简单的撒娇,而是“比下思维”下的一种不公平感。为什么不去批评那些不改革的人,反而批评改革者?
这些引发的一大问题,就是改革乏力。很多地方都停下了改革的脚步,选择观望。不是看哪些地方改了,而是看哪些地方没有改,比如政务公开和财政预算透明就是如此。去年一位专家给各地政府预算公开和透明度排名,发现各省之间的分数差距在缩小。在财政信息公开的进程中,各省既不愿落后,也不愿冒尖,处在观望、徘徊的消极状态。为什么?就是“比下比烂”逻辑在作怪。宁愿落后,也不愿意争先。
这种比下比烂,还容易形成一种官场和改革的逆淘汰。改革者因为担心成为舆论焦点而不去改革了,不改革者反而安然无恙,在平庸的政绩中安全地往上爬,这会激励更多官员去做不改革者。恶果就是,好人被淘汰,好人被逼当驼鸟,改革往回走。官员财产申报,新疆阿勒泰先行了,可有几个地方跟上的?
比下比烂的问题,其实是改革缺乏动力的体现。自己改自己,可以改,也可以不改,利益的平衡下,会选择不改革。需要一种制度性的推动力,迫使他们必须完成教育投入任务,必须争先恐后,不改革、落后,就得被撸乌纱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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