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则徐

　　在最近贵州茅台酒厂举行的产品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及茅台方面对“三公消费禁喝茅台”提案的看法，茅台高管刘自力反应激烈，他反问记者：“三公”消费禁止喝茅台？那么我请问你，“三公”消费应该喝什么酒？刘自力的反问在网络舆论中备受批评，如果从话语的字面形式上来说，刘自力这一反问很正确，反问得好。就如刘自力所说：“我们省委书记也说过了，如果三公消费不喝茅台，那么你去喝拉菲吗？”我以为，与其让官员喝拉菲，不如让官员喝茅台，毕竟茅台是国产，而且比拉菲便宜。无论喝茅台还是喝拉菲，都很荒唐，如果一定要荒唐，那就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

　　“三公消费禁喝茅台”的动机也许是为了压缩“三公”消费，但却不想一想，不喝茅台，也还有着价格跟茅台差不多甚至更贵的酒可以喝。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喝不喝茅台，而在于可不可以喝酒，在于如果可以喝酒有没有消费额度限制和可不可以酗酒。今天的中国，讨论、研究国是习惯于纠缠在表面皮毛功夫上，不敢触及根本，坚持根本不动摇，只治标不治本。“三公消费禁喝茅台”提案的本质，实际并不是限制喝酒，而是限制喝白酒，因为官员们所畏惧的并不是酒的价格，而是酒的度数，希望大家不要喝白酒，以能够轻松喝酒，茅台不过是在官场上的白酒代表而已。

　　今日之官场，几乎是会客无不以酒。税收得多了，地皮卖得多了，酒也就可以多喝、喝好了。三十年前喝洋河，二十年前喝五粮液，十年前喝茅台。五粮液比茅台价格稍低，私人老板还要省点钱，五粮液成为商场酒，茅台则成了官场酒。为什么喝茅台？茅台容易上口，醉了也不很头痛，所以大受官员欢迎。茅台毕竟还是白酒，还是容易醉，醉了终究还是难受，于是，比较不容易醉的红酒就越来越受宠，但几十元一瓶的红酒是“垃圾”，上不得台面，要拉菲才像个样子，才有个气派。    

　　酒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饮食表现之一，意味着人类的粮食生产已经可以出现“剩余”，其历史在埃及跟金字塔一样悠久。但是，酒作为一种麻醉饮料和兴奋剂也会导致文明的堕落，当其饮用不受限制时，与吸食鸦片在根本上危害并无不同。中国酒文化可以称为伟大、璀璨，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也是堕落，并由于中国每论酒文化则谈好处，不谈坏处，堕落的一面被掩盖，就更加堕落。俄罗斯人好酒，但禁酒运动也是一再进行，比俄罗斯人更好酒的中国，百年来却没有进行过一次禁酒运动。酒的堕落在中国不能被认识，酗酒者在宴会上是扯着嗓门的英雄，大酒量的随从是领导者的宠儿，喝醉酒可以成为打老婆、杀人、强奸的“情有可原”辩护理由。

　　“三公”消费不提禁喝酒，而提禁喝茅台，其内在的思维便是视“三公”消费喝酒为合理和必需，把本来就是荒唐的事情改造为如何荒唐、怎么荒唐才更“合理”。从赫鲁晓夫到叶利钦，俄罗斯人每当改革就要禁酒，而不是禁喝伏特加换喝白兰地。官场要不醉人，就要禁酒，而不是禁茅台。(作者系法律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