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故宫既然是公共财产，偷盗者伏法埋单，牛栏关猫的“守夜人”恐怕也难逃其咎。

　　3月19日，故宫文物失窃案宣判，被告人石柏魁被判有期徒刑13年，罚款1.3万元。法院认定其行为社会危害性极大。(3月19日中国新闻网)

　　比此前的行窃故宫者，石柏魁已算万幸。在新中国成立后故宫5次被盗案中，3人被判无期、2人被判死刑。好在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针对盗窃罪取消了死刑。

　　“社会危害性极大”是故宫文物被盗案的定性之词。但这样的判词，其实同样适用于故宫：3个月内发生的“八重门”事件，“失窃门”、“错字门”、“会所门”、“哥窑门”、“拍卖门”……哪一起不是“社会危害性极大”？颇有意思的是，今年正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式动工落户50周年，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从大陆运往台湾的2972箱文物中，除了遗损了一页纸和一包盐之外，其他全部在册。两相比对，令人唏嘘。

　　故宫既然是公共财产，偷盗者伏法埋单，牛栏关猫的“守夜人”恐怕也难逃其咎。一方面，比之于偷窃者的罪行来说，看管不严、监管不当的过失，似乎难分伯仲，如果管理者可以置身事外，善良的民众恐怕难免要替石柏魁叫声冤屈：你要是看好门，别人的悲怆命运会不会逆转呢？另一方面，惩戒石柏魁，当然有彰显故宫的尊崇地位与不可侵犯的意思。责罚对等是法律的最基本规则，被盗物品价值高、自然罚单就高——那么，看管的文物价值大，肩负的法定责任为何反而模糊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