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3月25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吴敬琏在参加首届岭南论坛时就中国的经济改革发表演讲，他认为目前国家权力对市场的干预，对价格的管控，造成很大权力寻租空间，腐败蔓延不能有效制止。

　　过去30年的改革成就之大已无需多言，但在改革过程中旧增长模式的漏洞与缺失引发的问题已逐步显现。

　　各级政府的行政权力与自由裁量权过大，造成腐败难遏而效率低下；在行政权力保护下的垄断央企愈发强势，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受到极大挤压，实业极端虚弱；在实业难为的情况下，大量民间资本脱实务虚，从炒房到炒蒜、炒字画期货，经济出现泡沫化趋势；实业缺乏资金，民间资本无处可去，这对矛盾并未得到有效解决，资金成本的急剧上涨令民间金融的危机在灰色地带中爆发，今年江浙一带出现了系列民企老板跑路事件；在分税制之下，庞大的政府投资造就了巨大的地方性政府债务，地方融资平台爆破风险成为当下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同时，这些年来，贫富差距随着经济发展越拉越大，但政府在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中并未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最基本的教育、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社会保障极度缺乏，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等民众利益受到侵害的情况引发了社会矛盾。

　　在问题涌现之时，各界在本世纪初爆发式地开始呼吁顶层设计。有一种声音将日益涌现的问题归咎于市场化，为顶层设计填进了“大政府”的内涵。在这种声音的呼喊下，到处可见政府的身影。但货币超发、政府过度投资反而令情况变得更糟，因为只有市场失灵时政府才应进行干预，而如今却是政府无视市场状况不断干预，正如吴敬琏先生所言，“政府干预市场使得市场在发挥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受到限制的情况没有完善，甚至有的时候出现了恶化的迹象”。然而，吴先生再道，顶层设计并不是一种新的概念，将其内涵理解为“大政府”更是一种误读，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已确定顶层设计即为市场经济改革，而十四大给市场经济下的明确定义正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另外我们这个市场本身也有发展，我们市场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就是沿海地区，这个市场是很低级的市场，用经济学的话来说，叫做人格化的市场；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熟人之间的本地的小规模的市场。它对于制度的要求，对于法制的支撑，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顶层设计不是照搬原来，是在原来基础上有所突破。”

　　各种矛盾激化的原因并不是政府不够“大”，而是政府太“大”———社会已然意识到这一点，因而对约束政府权力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而最近的一系列新改革措施亦显示，身居顶层的执政者在有意识地改变“大政府”的状况。去年底，多位官员表示中央将放宽民间资本对铁路、金融、能源等领域的准入；温家宝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将支持非公经济发展列入今年改革的重点任务，并对多年未有突破的非公经济“新36条”给出时间表，强调在今年上半年须制订出实施细则；温州金融改革试点提速，3家民资管理公司挂牌在即，金融市场将是开放的重点领域；而国家工商总局日前亦发出迄今为止改革力度最大的一份文件，涉及一系列支持广东放宽市场准入、减少行政审批的针对性措施，令广东省省长朱小丹提倡的放权与减少行政审批得到了初步验证。结构性减税开始启动，营业税改增值税已在4地试点，房产税试点拟扩大范围，资源税改革亦将全面铺开，财政部部长日前更表示，今后将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

　　现时社会与顶层对约束政府权力的共识正逐步形成并不断加强，这一共识将凝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为改革的推进创造出良好的社会环境。正如广东省发改委主任李春洪在同一论坛所说的，政府的工作就是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现在政府管了太多不该管的事，政府转型升级的第一步是要放宽对企业项目的审批，把权力放给企业，放给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