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全国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总结会”在杭州举行，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表示，希望在3-5年的时间内，器官捐献体系能迅速建成，改变过去主要依靠死囚来获得移植器官的畸形方式。

　　这是继本月上旬全国“两会”之后，卫生部负责人再次直面这一话题，并作更进一步表态。3月7日，在全国政协小组讨论会上，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发言坦承，器官紧缺是我国器官移植发展的瓶颈，由于缺乏公民自愿捐献，死囚器官成了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对比此前在该议题上的相关表述，权威官员以如此不绕弯的方式回应器官捐献问题，显然并不多见。而直面问题所在，可能会是给出解决思路、探索破局路径的关键一步，由此所展开的困境探讨与寻路尝试也更具有紧迫感和针对性。

　　据《新京报》报道，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表示，我国是目前世界上惟一主要使用死囚器官作为尸体器官来源的国家，长期以来，超过90%的尸体器官源于死囚。而取消死囚器官捐献这一承诺，“代表了政府层面的决心”。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两会”期间亦曾在接受南都采访时表示，必须强调器官捐献的程序合法与自愿。实际上，在解决自愿这一基础性条件之后，器官捐献所面对的便应当是无差别的普通公民。

　　人体器官的移植，人类从梦想走到现实，在跨越医学技术难题的一路上，始终伴随着包括伦理学在内的诸多底线纠结。而在相关纯技术难题被渐次攻下之后，人们也越发体会到，在那些讨论与实践中，有着更难解开的结。诸多外显为心结的难题，最直接投射于现实中的，便是数量有限的器官捐献。尤其是在对现有“畸形方式”的共识性认知前提之下，尽力求解普通公民的器官捐献难题便愈显迫切。

　　本次“器官捐献试点工作总结会”透露的数据显示，启动两年的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全国完成器官捐献207例，共捐献大器官546个，挽救540余名垂危的生命。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每年约150万例器官移植需求，而每年能够顺利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则是1万人。器官捐献缘何稀少？这样的问题可能需要复杂的求解过程，但再难也已然容不得拖延与回避。

　　数据显示，美国器官移植的等待者和器官捐献者之间的比例为5：1，英国为3：1，而中国高达150：1。有观点将这一悬殊数字比的解释，放在人们对器官捐献的心理认知上，认为中外在传统文化和理念上存在差异。虽然这一层面的考量确实存在，但器官捐献少，远非“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之类国人传统观念所能完全解释。有机构在12个试点省份发放1000份调查问卷显示，72.4%的受访者填写了身后愿意捐献器官的内容。“潜在捐献者群体庞大”这一数据描述，与此前的传统观念因素显然存在较大分歧与不符之处。而在某门户网站对器官捐献问题所进行的问卷调查中，为数不少的被调查者对所捐献器官能否如期到达最需求的群体，能否实现公平、公开与透明的监督，抱有很大疑虑。甚至此种基于制度不健全而产生的不信任，比例还高于人们所受传统观念的影响。

　　基于公民完全自愿前提之下的器官捐献，以无法强求作为起码的制度性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努力的无所作为。包括社会软环境培育和制度硬环境建设在内的各项进度，直接决定了中国器官捐献来源比例的可能变化。简单来说，要让越来越多的人明白，通过器官捐献所实现的生命延续，其所体现的人性伟大与温暖，并无丝毫对生命的不敬。而在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尽快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尤其是专业的承接与操作平台，全程透明的有效监督，让人们对“捐到真正需要的人身上”以及“断绝以此营利的可能”抱有信赖。

　　世事从来无常，人与人自当守望相助。器官的捐献与移植所显现的人性伟力，亟须机制与制度的呵护，需要人性与人心的尺寸掘进。而这所有一切徐徐展开的前提，便源自对现状的不再回避，更彻底、更清醒的坦诚认知，以及戮力改变、趟出一条新路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