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凯旋

　　最近，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指出，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这样的呼吁曾在改革之初出现过，如今再度提出，表明改革的难度已经越来越大。同时也意味着，改革仅靠顶层设计是不够的，必须寻求新的思路。

　　改革需要人民的参与，因为改革是关系到每一个人的事业。但在很长一段时间，改革似乎成了政府各部门的事，只闻政府部门不断出台指令式的改革措施，民众只能被动地接受各种政策，而社会矛盾却越积越深，以致许多人对改革本身产生了怀疑。说得更明白点，许多社会矛盾恰恰是由政府部门主导的改革造成的。

　　今天的改革与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已不可同日而语，那时候社会分化并不明显，全社会容易达成共识。今天改革的难度就在于，30年的财富积累与分配，使得利益诉求越来越成为改革的动力或阻力。获利越大的阶层越想保持现状，或者将改革锁定在对自身有利的路径。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如果不欲使改革停滞甚至倒退，的确需要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在权力之外另辟新路。

　　仅仅依靠政府部门主导改革，往往不是最佳选择。正如波兰学者柯拉柯夫斯基所指出的，在制定经济、社会和文化政策时，效率和能力相对于权力利益，总是处于次要位置的考虑；信息的自由交换对经济、教育和文化的发展是必要的，但对于可能的不满却不是最适合的原则，如果不利的信息将导致自我削弱，权力部门必然会采用虚假信息；严格的等级和服从导致怯懦和缺乏主动性，无视公众意见和利益；权力垄断的原则需要压制社会生活，用国家和各种群众组织来使社会运行；由于最小的改革都会导致雪崩，威胁到秩序，因此公民权利既不能扩大，也不能受保护。

　　但是这种刚性体制并不是完全无解的，在权力控制的需要与不可避免的社会多元现实之间的冲突，呈现出权力之外的形式的可能。正如温家宝总理所指出的，解决的办法是“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改革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取决于社会在多大程度上认为它是可能的。因此，培养社会自立和组织，并对权力部门施加有效、渐进和局部的压力，应当成为改革的一个新思路。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提出以权力限制权力，此后的托克维尔又提出以社会限制权力，这些思想都属于人类文明的结晶。社会限制权力在于社会的自立，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市民社会。这个社会的建立需要空间，也需要民众的参与。近年来，许多社会自组织已然出现，并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但仍处在初始阶段，其发展前景需要人们的共同努力。

　　在我看来，在一个多元利益冲突的社会，建立市民社会是可以达成各阶层共识的。它的作用有三：    

　　首先，法治社会需要公众的自我认识和教育，当社会不断出现突破法律、道德底线的新闻(比如毒食品，比如小悦悦事件)的时候，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不仅是模范人物，更需要无数有法律和道德意识的公民。历史证明，中国社会发展了几千年，中华民族完全具有自我净化的能力，一定会深知公民的权利和责任。

　　其次，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政府部门不可能是全能的，政府的干预往往适得其反，并且会使自己疲于奔命。由社会自己管理自己，才能呈现出活力。在前天于广州举行的岭南论坛上，经济学家许小年提出，为了推动中国创新经济，首先要做的就是解散发改委，而在场的广东省发改委主任李春洪则大方回应，政府应该发展培育社会组织，提倡社会自立。发改委现在还不会下台，将来就不一定了。可见，许多官员也已越来越认识到这一点。

　　再者，市民社会可以发挥监督和推动的作用，因为每个人都要比政府更意识到自己的权益所在。对于改革与自己的切身关系，对于改革不能倒退，他们也早已意识到，但他们的支持还缺乏制度的保障，缺乏免于恐惧的自由。要人民支持，就得相信人民，相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盼望。

　　(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