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河南省郑州市中原法院庭审的一起交通事故本来很普通，可是，因为伤者告肇事车主、保险公司索赔交强险医疗费1.2万元，超过了“规定”的1万元，案子一下子吸引了众多媒体的目光。对此，有不少接受采访的律师都认为，应根据实际状况定出更加合理的赔偿限额。甚至有律师称，“交强险医疗费赔偿最高1万元，撞死可获11万元赔偿，这不是诱导人家撞伤还不如把人撞死吗？”(《郑州晚报》3月27日)     

　　交强险赔偿限额额度及其分项限额赔偿模式，的确存在一定的问题。在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汉宇就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这种分项限额赔偿制度实际上是为了维护保险公司的利益。当时，李汉宇也提出，由于1万元的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对于多数交通重伤事故可谓杯水车薪，机动车一方可能做出“撞伤不如撞死”的逆向选择。 

　　虽然交强险赔偿限额是否过低，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但是在争论中使用的论证逻辑却让人诧异。没错，单从交强险获赔的角度看，的确存在着“撞伤不如撞死”的情况，但是这并不应该转化为在交通事故中鼓励车主“撞伤不如撞死”的心理暗示。要知道，发生交通事故后，交强险获赔只是一种在经济上的风险分散，并不涉及其他的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后，车主撞伤当事人，非但不竭力施救，而是通过“反复碾压”或者“故意加害”来撞死当事人，虽然其在经济赔偿上的风险可能降低，但在法律上的风险却大大增加。从法律上讲，之前撞伤的行为，至多算是涉嫌交通肇事罪，而“二次伤害”就完全构成了故意杀人罪，前者量刑最高幅度为7年以上有期徒刑，而后者极有可能被判处死刑。 

　　事实上，很多人都是没有法律和保险专业知识的普通人，在发生交通事故的当下，不可能瞬间做出“撞伤不如撞死”的经济学分析判断，而只能根据自己现有的知识做出抉择。如果他们在耳濡目染的舆论环境中，总是能够听到“撞伤不如撞死”的论调，那么缺乏法律专业知识的他们，就有可能做出错误的判断，“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在没有交强险赔偿限额争议之前，一度甚嚣尘上的“撞伤不如撞死”，难道不是误导不少人走上“故意杀人”犯罪的不归路吗？ 

　　这就提出一个严肃的命题，媒体在进行这类可能导致个体做出错误判断的报道时，到底应该秉承怎样的职业伦理。或许有人会说，媒体只是传播的载体，它要为不同的论调提供一个表达的平台，至于说论调的对错应该交给公众去分析判断。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所谓“客观中立立场”，因为媒体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工具，具有教化和引导的功能，特别是一些严肃的专业问题，公众的认知程度很多时候要依赖于媒体的“转化水平”。 

　　从某种意义上讲，媒体对于一些严肃社会问题的认知程度，意味着公众的理性程度。比如药家鑫案、彭宇案，在一些媒体的过度渲染之下，被演绎成富二代作恶和全社会道德滑坡的代表，可是，当事后被揭开的真相退去喧嚣的非理性潮水后，我们发现原来有很多不理性的媒体在裸泳。药家鑫从交通肇事者最终演变成必须领受死刑的杀人犯，一句“农村人难缠”难道没有媒体不理性报道投下的阴影吗？所以，在一些涉及深层次是非问题上，媒体报道多一些理性，我们的社会就可能少一分暴戾情绪。兹事体大，切不可等闲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