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时言平

　　毋庸置疑，当下的中国社会已经处于急剧转型的关键十字路口。进退之间都关系到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前途和命运。而在发展初期积累下来的诸多矛盾，譬如贫富差距、腐败、道德滑坡等问题的显现，透支着社会公平正义的同时，更是在蚕食30多年来的改革成果，这无疑是令人忧虑的。而这种忧虑，无疑加剧了方向选择和目标定位的紧迫性。

　　何以解忧，唯有改革。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实践都告诉我们：只有改革，才是保护既有发展成果，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推进社会向前发展的最佳路径；唯有革故鼎新的勇气和决心，社会才能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翻看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我们会发现：“改革”的字眼出现了70余次。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中国，改革再次被人们呼唤，也又一次步入攻坚克难时期。“改革再出发”，“改革进入深水区”，已经成为社会普遍共识。

　　改革行进到深水区，与改革初期的浅水区大为不同，湍急的激流已容不得摸着石头过河，而是需要非凡的勇气和魄力。而这种勇气和魄力，最重要的来源之一便是凝聚最大层面的共识。“改革能否前行关键在共识”，这也是学者俞可平在《敬畏民意》一书中作出的阐释。因此，如何重新凝聚共识，是改革向深水区推进必须思考的命题。

　　何谓共识，就是指社会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的人所寻求的共同认识、价值、理想、想法。或者说，共识就是在尊重每个人价值、理想、诉求的前提下，通过沟通协商寻求的公共认知。长官意志不是共识，精英话语也不是共识；“被代表”不是共识，“被幸福”也不是共识，把个人和群里的意识和价值理念凌驾于公共意志之上产生的共识，只能是“伪共识”。无论是“微词”，还是那些被忽视的“沉没的声音”，都是凝聚共识的基础。在凝聚共识的时代，不该制造“沉默的大多数”，而是“一个都不能少”。

　　因此，凝聚共识，既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倾听民众的声音。一意孤行，注定难以成为改革激流中的砥柱；敬畏民意，才能同舟共济在深水区搏浪前行。诚如俞可平所说：“敬畏民意，就要敬畏公民权利，敬畏法律制度，敬畏公众舆论，敬畏公共责任，敬畏社会评价”。如果权利失陷、正义难申、表达不畅，民意缺少敬畏，那么共识也就成为空谈。而敬畏民意的最好实现方式，便是“大力推进民主法治”。“如果没有健全而合理的政治制度，民意就可能被阻挡，被遮盖，被扭曲，被滥用，被不适当地代表，有时甚至变得软弱无助”，俞可平先生的忧虑，恐怕也正是凝聚共识过程中需要突破的关键隘口。

　　“改革越是向前推进，所触及的矛盾就越深，涉及的利益就越复杂，碰到的阻力也就越大。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容易的都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全是难啃的‘硬骨头’，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人民日报》的思考，深邃且及时。其中所提到的阻力和“硬骨头”，正是共识达成的重要阻碍因素。事实上，这也提醒我们：要凝聚社会的最大共识，除了敬畏民意，还需要打破小利益群体的“共识”，尤其是掌握着社会资源的既得利益群体的“共识”。如果既得利益群体的“共识”不被打破，利益博弈继续白热化进行，那么融汇公共诉求、公共价值、公共理想的共识也就难以达成。

　　“改革到了一个新的关口，这绝不是一句空话”，俞可平对目前中国改革现状作出如此评价。而是否能够凝聚共识，也恰是改革能否突破这一关口，能否渡过深水区的关键。当然，这种共识必须是建立在整个社会的价值和诉求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