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涞(武汉 研究生)

　　继上海“钓鱼”事件之后，长沙“钓鱼执法”引起的纠纷又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3月8日，长沙市民尹默三驾车欲与朋友聚会，中途搭载了两名男子。行驶途中“乘客”突然表示他们是运管执法人员，将车辆扣押，随后对尹默三处以3万元罚款。而尹默三解释称，自己是学雷锋做好事，没想过要真正收钱，不承认非法营运。

　　“执法钓鱼”，这本是英美法系的专门概念，法律术语叫执法圈套，它和正当防卫等一样，都是当事人无罪免责的理由。也就是说，凡是切实遭遇到执法者“钓鱼”的当事人，无论其是否有主观上的违法动机和事实上的违法行为，一律免责。因为执法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考验人性，将潜在的违法可能性挖掘出来，予以打击；而是以执法者显性的存在，最大限度地威慑潜在的违法心理，将违法的既成事实绳之以法。

　　人类文明清醒地认识到人性普遍的缺陷，法律本身就是“对普遍人性采取不信任态度”的产物，执法者不信任人性的立场应该是自明的。那么，“钓鱼执法”便是以对人性不信任的态度去考验人性，这本身就是心理阴暗的体现，不符合正义原则。

　　以上道理并不难理解，现实中“钓鱼执法”之所以层出不穷，恐怕除了基层执法者对法律精神领会不足之外，另有隐情：笔者了解到长沙市基层交警的工资普遍低下，仅仅依靠正规工资，基本不能担负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在这一大前提下，执法所得提成的制度，便建立了起来。

　　也就是说，基层执法者的人性，在执法之先就已经受到严苛的挑战与考验。试问，在不合理的制度构建下，“钓鱼执法”怎么杜绝得了呢？如果不改变不合理的制度，“互害型社会”的形成就不会是偶然或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