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社评

　　本报评论员 潘洪其

　　“三公”经费公开工作迫切需要一个国家标准，使中央和地方政府有规可依、有章可循，形成操作规范、富于激励、刚性约束、严格问责的工作机制。这将有利于深入推进“三公”经费公开工作，带动和完善政府预算全面公开。

　　据报道，去年中央90多个部门首次公布因公出国与出境、公务接待、公车购置和运行维护三项经费；地方层面，北京、上海、广东和陕西4省(市)也公开了“三公”经费。今年，已有北京、四川、河南3省(市)公布了“三公”经费，另有11省份宣布今年将公布“三公”经费。

　　“三公”经费是财政预算中最受社会关注的部分，也是最容易产生“潜规则”、挥霍浪费甚至腐败交易的环节之一。去年3月和5月国务院召开两次常务会议，明确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中央财政决算后，中央各部门负责公开2010年“三公”经费决算和2011年“三公”经费预算，“地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比照中央财政做法，公开经同级人大或其常委会审查批准的政府财政总预算和总决算，并做好部门预算、‘三公’经费等公开工作”。去年中央部门公开“三公”经费做得比较好，基本达到了国务院的要求；但在省级政府中，除北京等4省(市)公开了“三公”经费外，其他地方都没有达到国务院的要求。从目前的情况判断，今年地方政府公开“三公”经费的工作，总体而言应该比去年好一些。

　　从最初有关部门辩称“三公”经费无法在财政预算中单列，因此无法向社会公开，到近年来中央大力推动压缩“三公”经费工作，并将压缩下来的数字向社会公布，再到中央部门和部分省级政府正式公开“三公”经费，公开“三公”经费走到今天这一步，既积累了一些积极的经验，也暴露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由于缺乏统一、完整的标准，使一些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在公开“三公”经费过程中，难以把握和遵循相同的规范，并给工作评价和社会监督带来一定的困难。

　　缺乏统一标准直接导致两个结果，一是对公开“三公”经费的进度、口径、程度以及问责等缺乏刚性的约束，为政府和有关部门赋予了很大的自主权，对于什么时候公开、以什么形式公开甚至今年要不要公开等问题，很大程度上都由政府部门自己决定。以今年为例，北京市公开的“三公”经费信息中，有48个部门公布了在职人数，相当于公布了人均“三公”经费，这在全国都是一个突破；四川省一些部门公开的“三公”经费，具体到买了多少辆车，每辆车花了多少钱，这种细化程度在全国也是罕见的。相反，另一些省份对“三公”经费公开工作十分消极，有4个省份对今年是否公开含糊其辞，有14个省份甚至不做表态。

　　另一个结果是，对不同地方和部门公开“三公”经费的工作，难以进行客观、科学的评价。如去年中央部门中国税总局公布的“三公”经费最高，引起了一些质疑，其实国税总局公布的是全国国税系统“三公”经费的总数，与其他部门只统计“中央部门”有很大的区别，以此质疑国税总局“三公”经费太多，显然有失公平。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三公”经费公开工作迫切需要一个国家标准，使中央和地方政府有规可依、有章可循，形成操作规范、富于激励、刚性约束、严格问责的工作机制。在总结中央部门和部分省级政府近两年工作的基础上，制定这样一个权威的、高水平的国家标准，条件和时机应当已经成熟。这既有利于深入推进“三公”经费公开工作，带动和完善政府预算全面公开，也有利于进一步推动政府自身的改革，为群众监督政府创造更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