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河南省高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出台《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办法(试行)》，对法官实行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即当事法官即便已升职、离岗、辞职、退休，都将为其任内所判案件的过错承担责任。

　　应当看到，由河南发端的此项改革有其切合现实的背景，近些年来屡屡爆出的诸多冤案错案，让司法公平与公信备受国人诟病。特别是倚靠被害人神奇“复活”、真凶落网自供等小概率事件而求得的那些翻案机会，何等不可预期。迟来的正义本就难称满打满算的正义，更不要说这份已打折的司法纠错，依然无法做到错案必纠、罪错必惩。甚至有地方不止一次地不惜丧事当做喜事办，生硬地将已无法掩盖的错案，演绎成自身主动纠错的正面典型宣扬。

　　错案既出，要么担心被问责而联手阻止案件平反，要么即便案子翻过来，相关责任人却依然身居高位，无忧无扰。河南高院此次开出的“错案责任终身追究”药方，有其值得理解的现实处境，以及改善司法形象的良善愿望，却依然存在不少可堪忧虑的制度疑窦须要厘清。

　　首先是需要追究责任的主体，仍有模棱甚至错漏的可能，且这种错漏已非个别现象。河南高院有负责人用“谁用权，谁就要负责一辈子”来概括此番问责的核心要义，但关键之所在，于当下的司法环境中，真正掌控和行使司法审判权力的主体，呈现着“纸上一回事，实际另一回事”的窘态。

　　现行宪法的相关描述中，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主体是法院而非法官个人，在司法实务操作中，主审法官作为案件的实际责任人，往往在案件审理、定性中无法起到主导作用。受到包括(但不限于)审委会、法院内部行政化管理氛围、甚至政法委主导下的公检法联合办案等诸多因素的左右，或明或暗，侵蚀着司法的纯粹与公正。甚至在此次追责规定的例外条款中，径自含有“经审判委员会依法确认不构成错案”的情形存在，审委会意志，以及其他外在于法院而存在的干扰力量，均可顺势委身(或托声)于审委会，并在事后轻松规避刑责。

　　诸种情形交相作用之下，法官仅是纸面上的案件责任人，现有追责规定所可能忽略的，便是真正操纵司法的人、机构和势力。特别是一些现实中对司法的强势干扰，往往采取非书面、无痕迹的变异方式进行，不仅事后难以取证，也让当事法官可能百口莫辩，成为牺牲品。更遑论不少错案本就源自司法行政化的长官意志，而错案追责亦沿袭着行政化的启动方式与惩处思路(甚至直接内含党纪处分)，有悖于司法权力区别于行政权的专有属性，且自上而下径自下达的处罚，也似有超越上下级法院间“监督与被监督”法律关系的定位。

　　作为司法流程中的一环而存在的法院审判权，其对错案的判断与掌控还受制于侦查、公诉等诸环节的影响，正常、健康的司法环境下，可以生产基于法律与良知的裁断，即便是公安、检察程序中出现问题，仅以司法专业的纯粹裁判亦不难辨识与抵抗。但在联合办案积弊、所谓“兄弟单位”流俗等复杂因素掺杂后，乱象横生。事实上，不少错案并非法官能力有限，眼拙而不识，实乃明知有错却不得不判，明知有违法律却难抵权力干扰。

　　更何况，河南高院此番出台的错案追究情形，大多是上世纪90年代最高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所列情形的复述，制定追究规则是一层问题，真正执行又是另一层问题，前述最高院出台的“追究办法”以及河南省也曾出台的实施细则，空有规定而看不到执行，而今频频见诸报端的离奇个案，也不乏就在此期间上演，追责见得不多，拖延不纠错却常有，即便是费尽波折纠错之后，还存在私下威胁当事人，屡屡阻止当事人与媒体接触的怪象。新近出台的“终身追究”，虽有煌煌多项规定，但其真正付诸执行的过程却仍待进一步观察，如何避免“叫好不卖座”的尴尬，依旧是未解的难题。

　　诚然，对主审法官的终身追责，或可以从一个侧面客观上促使法官慎用手中权限，在涉及案件定性等重大问题上，更多地想起法律与良知，更多地念及“历史的考验”，即便在外力难抗、上意难违的时刻，也多几分“枪口抬高一寸”的念想与动力。而司法的艰辛，症结依旧在于司法行政化倾向得不到有效遏制，甚至司法专业化方向亦难被持续坚守。法官终身追责的单方突围，如何挣脱整体司法环境、流程与现实的掣肘，显然不仅是对河南一地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