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不少地方的基层当政者维稳思维和手段趋于简单化，不善于以积极稳妥的方式处理不同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一旦出现群体性事件，立即上纲上线泛政治化。市场问题政治化，社会诉求也政治化。这样一来，自然要采取“硬方针”。人们常常见到的处理方式是，泰山压顶，不惜一切。结果是两败俱伤，群体事件一时压下去了，可是积累了更多更深的矛盾，导致人心尽失。

　　诸多学者指出，30多年来，中国出现了经济发展不断突破，社会管理刚性落后的极大反差，导致社会问题凸显，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冲突加剧，社会风险激增。有鉴于此，中央在2011年提出了创新社会管理的要求，希望各地积极探索，大胆创新，通过加强法治、政务公开、民众参与、增进保障、协商对话、破解难题等方式，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其中，如何化解群体性事件，是考验创新社会管理的关键环节之一。

　　为什么有些地方的基层官员硬是把利益问题升级为“反对政府”的政治问题，一味“堵”和“压”？一个原因是思想深处没有认同“权为民所赋”这一现代社会的根本法则，把自己当作老爷，视民众为奴隶群氓；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掩盖官员贪腐黑幕，逃避追究。这就牵涉到查处干部的问题。在群体性事件的处理中，这是一个难点。

　　乌坎事件爆发后，腐败村官立即逃之夭夭。省工作组经过调查，发现乌坎村第五届村委会选举过程中存在舞弊行径，遂宣布这次换届选举无效，并开始筹备选举新的村民委员会。让大家眼睛一亮的是，在这一短暂过渡期间，工作组承认村民自己选出的“临时理事会”是合法的，这是一个重大突破。

　　多年来，官员们对自发的群众社团和社会组织视若洪水猛兽，已成为思维定势，结果是政府包办一切。可政府哪有那么大的精力、能力和财力？民众缺乏社会组织的沟通、疏解、帮扶和救助，也只好统统躺在政府身上。一旦政府信息失灵有所疏忽，或者鞭长莫及处理不当，再加上官僚主义和腐败，各种不满就会滋生发酵，酿成事端。

　　提到社会管理，恐怕一些官员脑袋里想的就是单向控制，维护“政绩”，维护某些干部的权位，而不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民生福祉。广东省工作组对乌坎事件的处理，给他们上了一课。

　　社会管理创新的灵魂，是尊重公民权利，是增进而不是损害公民利益。政府应当做的，是营造公平、正义、协调的社会关系和法治环境。

　　乌坎事件的标本意义在于，它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广东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代表，乌坎事件的处理方式理应成为研究的范本。乌坎事件的最终处理，摒弃了打压和刚性的陈旧思维，给全国各地处理群体性事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有学者说，乌坎事件的意义，不亚于改革开放初期小岗村的承包试验。人们希望，这次事件的处理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制度化的第一步。

　　(作者马立诚，摘编自2012年4月16日《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