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正在进行的公车改革引人瞩目，此前，温州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金彪提出：要严格执行市级机关车改有关纪律规定，不准借用、占用下属单位或其他单位车辆等“四不准”，“这是‘底线’，也是‘高压线’”，要杜绝那种“补贴照领、公车照坐”的现象。据披露，这次车改将涉及105个机关单位、207个事业单位，涉改人员1.2万多人，全市超8成、共1400多辆公车将被拍卖处置。(4月22日《钱江晚报》)

　　温州车改力度之大，直追此前的“杭州车改”，其货币化“赎买”的特色也大体上与“杭州车改”一脉相承。这也是此前一些舆论呼吁给温州车改一些掌声的原因所在。

　　不过，仅有掌声还远远不够，更不能据此就认为完事大吉了。温州车改不能停留在行政力量的强推上，更不能过于专注于“赎买”，还应该在制度化的路径上有所作为。

　　首先，市长的强硬可以是车改推动的决定性因素，却非保证车改顺利落实的制度性因素。温州“四不准”所针对的现象，并非当地独有，此前很多地方都曾出现类似的倾向：车改以后，借用、占用下属单位或其他单位车辆；接受企业捐赠车辆；对外出租出借执法执勤用车；将执法执勤用车用于上下班或作为领导干部固定用车……这些现象也都是在严厉的车改禁令之下孳生出来的，凡此种种，一方面可见禁令之不足倚恃，另一方面，也与制度化不够颇多关联。

　　也即，既然预见到车改之后，可能出现“补贴照领、公车照坐”的情形，则应该有针对性的设定相应的奖惩机制，并公诸于众，接受社会监督。这也难怪公众不买账，这些年来，在公职人员的行为规范中，“不准”之类的限制性规定并不鲜见，而敢于作奸犯科者依然不绝如缕，根源就在于很多禁令往往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事而异，真正落到实处的并不多。

　　其次，“赎买”可以是一条路子，但不能过于依赖“赎买”，甚至有意无意地以种种理由放宽尺度，如此“大方”，难逃滥用公共财政的讥刺。温州车改后据说将节省15%的支出，喝彩者以为这就是车改的成功之处，节约更多的财政支出，有效遏制了腐败。这样的算账方式难免糊涂，第一，这个节省15%支出的前提，是认为眼下的公车支出是合理的、无可置疑的；第二，那些花掉了的公车消费，依然是一笔糊涂账，没有公开，也缺乏监督。

　　这样讲并非求全责备，更不是在刻意计较改革过程上的瑕疵，必须明确的是，公车改革的目标不是讨价还价，更不是“赎买”，公共财政的钱不能用来赎买公共权力，更不能做交易。公车云云，不过是公务人员为社会公众履职的工具而已，公务人员可以使用，但并非因其使用就改变了公共属性。如果忽略了这一点，这样的改革必将变味，成为民众为官员买单的福利盛宴。

　　公车改革本来就是一次利益的调整，是公权力对于民众呼声的一次积极回应。地方政府应该下决心祛除那些不当利益，以坦诚的、负责任的态度改变公车靡费的现状。说到底，财政的公开透明才是所有改革的根本。

　　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