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敏

　　又到公布部门预算的时间，14个中央部委近日公布了今年的年度预算，其他部委也将陆续公布。

　　我找来一个部委的年度预算，确如一些报道所说，格式规范了，条理清晰了，但这份预算仍然没有告诉我，钱到底是怎么花的。

　　我当然知道财政预算的重要性，在一些表述里，它甚至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但我有一个强烈感觉，就是近些年部门预算的公布，越来越像是例行公事了。公布预算是为了什么，人们最想获取哪些信息，认识不模糊，诉求很强烈，然而结果总难令人满意，甚至可以说是如鲠在喉。

　　照例地，有人说这是进步，从中央部门2010年开始公布预算算起，年年都在进步。那么，不妨来看看这是怎样的“进步”：

　　2010年，报送全国人大审议预算的98个中央部门，有75个公布了部门预算；2011年，公开预算的中央部门增加到了92个，其中有90个公布了部门决算；2012年，如上所说，格式有所统一，内容有所增加。学界反映说，还是略显粗略，内容还是偏于笼统，大家还是看不太懂。

　　我们看到，中央部门预算公开，3年时间，变化的只是部门数量和技术层面的东西。步当然是在进的，可要说这就是进步，却也令人不无迟疑。

　　可以设想，近百个中央部门，一个一个地让人们清楚知道钱包括三公消费的钱，是怎么花的，需要几年？已经公布的中央部门，大多是国务院的组成部门，还有许多应该公布预算而没有公布的权力机构，它们一个一个地让人们清楚知道钱是怎么花的，又需要多少年？这样下去，中央层面会给地方层面怎样的示范？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会认为改革是可以一蹴而就的，然而“逐步”毕竟是有方向的，“有序”是为了积极，而“渐进”的关键是“进”，不然，不仅磨损人们的热情和耐心，更可能引起信任危机。

　　预算公开问题，属于权力自身的改革内容。权力自身改革，一般而言，总是包括权力的来源、权力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以及权力运行等问题。预算公开可能还算是一个比较中性的问题。目前，人们既不知道三公消费的情况，也无法清楚了解非三公消费的情况，不知道钱是怎么用的，也就无法判断使用是否合理，监督又从何谈起呢？有时候，知道钱的流向，断定其不合理，监督可以谈起，却也未必有用。比如广州对公立幼儿园的预算安排，曾引起口诛笔伐，第二年人们发现，这部分预算不降反升。

　　部门预算问题，就是深层次问题，就是改革攻坚的“坚”。浅层次的、并非坚的问题，已经改得差不多，也就是说，深层次和坚其实是无可回避、避无可避了。人民满意是改革的标准，仅就预算公开来说，大多数人不满意，就是不合格的预算公开。时间已经过去3年，让预算公开做到人民满意，时间也并不是无限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