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华明

　　治庸重要的不是在治，不能因为有一个治字，就以为是要整治我们的干部。治庸重要的在于激励，激励我们的干部警醒起来，敬业起来，振奋起来。

　　各地频频掀起治庸风暴，点中当今吏治环境要穴，为那些不作为、乱作为、滥作为的干部敲响了警钟，而且直指官员的乌纱帽，目的是要让懒官、庸官、逍遥官、太平官再也难以混下去。

　　干部的庸就是行政不作为，在其位不谋其政。在党政机关中，那种推诿拖延的作风，应付哄骗的作风，失职渎职的作风，不给好处不办事的衙门作风，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混事作风，无过便是功、只求安隐、无所事事的作风，都属于庸。人民群众对这种庸政现象强烈不满，怨声载道。目前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庸政行为，一是不作为——有条件却不干事，光拿钱不干事，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碌碌无为；二是乱作为——有规定有制度有程序却违规，高高在上，严重脱离群众，以损害公民正当权益和党政诚信体系作为代价；三是不会作为——本事不行，尸位素餐，“吃不了几碗干饭”，手中掌握着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却不能尽职履责。

　　庸政产生的条件是什么？是个人内在素质使然，是体制的结果，抑或种种原因兼而有之。从根子上说，庸政实际上是一种平庸文化，我们要搞市场经济，搞民主政治，面临着党政机关文化再造的重任。如今，不少单位都有一些干部，好吃懒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明哲保身，蝇营狗苟，整天琢磨着升官发财，不求上进，不学习不钻研，还牢骚满腹。前几年深圳市实施治庸计划，说是为了提升深圳的竞争力，为了避免“未富先骄，未富先懒”的坏风气侵蚀深圳的干部和公务员队伍，必须对一些干部贪图安逸、办事拖拉、不思进取、拈轻怕重的庸病下猛药，出狠招。觉得不治庸，深圳就会变得平庸，恰当其时。

　　人们深切地感受到，庸政是官场现形记，危害甚大。干部的平庸行为，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贻误党和国家的事业，辜负了广大人民的期望，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党风、政风乃至社会风气，激化党群、干群矛盾，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再难也要治，要坚决地惩治。不治庸，就没有社会和谐，难以科学发展。惩治这些平庸行为面临的难度虽然很大，但会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惩治平庸行为不能光喊口号，不能只走过场，不能流于形式，绝不能手软，绝不能让它变成一纸空文，治庸是真治而不是假治！

　　对庸政必须动真格。要加大对干部查处力度，对因平庸无能或不作为造成失职、渎职的干部，坚决依纪依法严肃查处，决不姑息；对不想干事、干不成事的庸官，坚决采取组织措施，清理出领导岗位。给庸官以当头棒喝，给想有作为的干部以动力。

　　治庸的关键是要让能者上，庸者下。从一个岗位的设置来说，不希望这个岗位上有人占着茅坑不拉屎。然而从干部心理上讲，谁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庸官。因此，需要建立起能官与庸官的鉴别机制，才能把治庸落到实处。能否建立起一套适应治庸要求的动态管理制度，将决定治庸的成败。

　　建立完善一套科学的刚性的制度，靠体制和机制管人，严格把干部的工作实效与考核、任用、晋升紧密联系起来，把重心放在落实上面，从制度上抑制懒庸的欲念，使懒者失去市场，庸者无处遁形，不断激发干部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如将干部的选拔视野拓展到基层，拓展到一线急难险重岗位上，大力选拔经过艰苦环境磨炼、重大实践考验的年轻干部，就是导向机制。治庸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建立健全治庸的长效机制。

　　需要指出，治庸的目的不是整治人，而是要提升干部队伍的素质和能力。治庸重要的不是在治，不能因为有一个治字，就以为是要整治我们的干部。凡是单纯治人的制度，都是短命的制度。治庸是以人为本的，是激励大家必须去干事：本事不高的，去学本事；干得不好的，以后好好干。治庸是激励机制，不是单纯的惩罚机制。治庸重要的在于激励，激励我们的干部警醒起来，敬业起来，振奋起来，有个好的工作状态和精神状态，实现一个风清气正、积极向上、干事创业、人人作为的吏治环境和干部气象。

　　治庸要靠五种力量的综合作用。各级领导干部是骨干力量，要带头治庸，不治庸就是庸；广大群众是治庸的主体力量，要通过群众评议机关活动等好的载体，让群众积极参与治庸，加强群众对干部的监督；要依靠社会力量，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治庸；要靠各单位干部，搞好一年一度的干部测评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评，推动治庸；要靠每个干部内在的不甘落后、克服平庸的力量，从而形成想干事、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良好氛围。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现代化战略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