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峰会推动“合作博弈”

　　文/霍建岗

　　第五次中日韩首脑峰会将在北京开幕，作为年度盛会，三国峰会不仅是相互沟通的舞台，也是促进合作、协调政策的机制。原本东盟10+3框架内的三国首脑会晤，2008年首次单独举行，至今已经是第五年，2009年敲定了三国合作的大方向，那就是构建“东亚共同体”。从这几年的实践来看，无论是金融和经贸合作，还是防灾救灾体系建设，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上，有了一些显著的进展。但也应该看到，在东亚地区制度的创制层面，总体速度还不理想，而且在领域之间，还存在快慢不一的现象，东亚国际环境的复杂性并未有大的改观。

　　作为东亚的三个主要国家，中日韩在经济等领域建立了部分的双边利益协调机制，比如中日、日韩都签署过投资协定，而在中日韩启动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之前，也需要三国签署投资协定。再比如中国与日、韩都签署了渔业协定，协调海上渔业权利的矛盾。5月3日，东盟10+3财长会议召开，决定清迈倡议多边化资金规模扩大一倍至2400亿美元，则可进一步增强本地区应对金融风险的能力。

　　中日韩也已实现相互购买国债，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关系，利益与风险共担，可以有效地化解三方在金融方面的矛盾。若能最终签署中日韩FTA，则能确立贸易领域更深层次的制度性协调机制，无疑对东亚一体化非常有利。

　　中日韩在经济领域的协调与合作尽管走得不算很顺利，但毕竟有了相对丰富的成果。而在安全领域，中日韩仍缺少有效的、稳定的、成形的机制。中日韩互动机制特别是安全协调机制的确立，是三国之间的一场博弈。

　　博弈可分为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就是追求双赢，而非合作博弈则只能是零和或者双损。制度的产生，除权威制定的之外，很多时候都是博弈的产物。能否通过博弈来产生制度，要看博弈的参加者是否有此意，如果对于参与博弈最后建立制度缺乏积极心态，那么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制度无法建立，而利益也无法得到有效协调。

　　中日、中韩的双边经济协定是谈判这种博弈形式最终形成的结果，它们在双边层次成为有效的制度。中日韩FTA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制度性安排，当然也只能是博弈的结果。相对而言，经济领域博弈制度建设较为容易实现。

　　中国一直希望建设东亚共同体，以实现东亚地区的长治久安，既包括经济关系的制度建设，也包括安全层次的制度创建。然而日本在东亚制度建设方面却显得三心二意，这直接造成了东亚积极制度建设的滞后。

　　日本一直有争夺地区主导权之意，因此对参与东亚地区的制度创建博弈“要价颇高”，日本一直希望自己主导东亚的制度建设，高要价往往导致无法进入谈判或者谈判延宕日久。今年1月野田佳彦在国会施政演说中强调，日本要“主导”建设亚太自由贸易区，所谓主导就是新的制度要采用日本的标准，而实际上，这种想法最终只能造成制度建设的滞后，因为其他国家不可能无条件地接受日本的标准。

　　在安全问题上，日本其实一直按照一种模式来思考，即以日美同盟为依托，同时利用日美同盟，争取韩国，牵制中国，来实现所谓的“东亚安全制度建设”。最近日本《经济新闻》甚至坦言，日本现在就是以“日美+1”的方式来构建其亚太安全框架，这个“1”包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菲律宾、哈萨克斯坦等等。日本提议与中国建立的制度性安排，比如“海上管理机制”，实际上只是预防冲突的机制，而非实现合作的机制。在领土争端上，中国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事实上是追求双赢的“合作博弈”模式，有可能形成新的利益协调机制，但日本却一直未接受“共同开发”，始终以零和的非合作博弈的观点看问题，从而使领土问题不时成为中日之间纷争的导火索。

　　中日韩三个国家中，日本在安全上最强调区外国家的作用。2009年鸠山内阁时提出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以及时任民主党干事长小泽一郎提出的“中美日等边三角关系”，是日本战后昙花一现的脱离美国控制、自力于区内实现安全建设的尝试。继任的菅直人与野田佳彦两任首相，立即回到了依靠日美同盟的老路上来，而且变本加厉，一再向美国“表忠心”。

　　日本更愿意用“非合作博弈”，即零和博弈的观点来看待安全问题，特别是与中国的安全关系。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之后，这种倾向更加明显。这种倾向最终有可能陷入“自我证实”的怪圈，对形成良性的制度极为不利。比如中国海军正常前往西太平洋训练，而日本相关部门或媒体因为存在对中国的偏见，从而将这种本来无害、符合国际法的行为作为证明其原有观点的材料，最终使日本对中国的偏见越来越深，安全上的误解也越来越难解。

　　正是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中日韩峰会机制作为促进合作博弈的机制，其重要性显得更加突出。尽管在目前的态势下，无法一蹴而就地实现稳定的东亚经贸、安全机制，但有这样的舞台，至少可以促进沟通，减少误会，为最终合作创建制度创造条件。□(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