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倒塌的建筑可以在短时间内重建完毕，而内心世界的重建与修复必须是持续的，这种持续也更需要一种制度性保证，以便让他们看到可期望的明天

　　“汶川大地震”四周年纪念日的第二天，正好是母亲节。网络媒体都不约而同地将“汶川地震中三分之一丧子母亲无法再生育”的新闻，与有关“母亲节”的策划放在了一起。一边是无法再做母亲的残酷现实，一边是“向妈妈致敬”的温馨问候，强烈的反差让人无比揪心。

　　每逢“汶川大地震”纪念日，“重生”几乎是绕不开的话题。这四年来，汶川也正渐渐重获“新生”，而这新生命来自于灾区的母亲。很多在地震中丧子的母亲如今再次生育，婴儿的诞生让她们心灵的创痛逐渐减轻。然而，在志愿者组织“妈妈之家”援助的两百名丧子母亲中，还有三分之一的母亲无法再生育。联想到“汶川大地震”后有6000多个家庭失去骨肉，“母亲节”这一天无法收到儿女问候的可能远远不止这“两百中的三分之一”。

　　对于这些无法再生育的丧子母亲而言，“母亲节”这一天缺少了儿女的问候固然让人心痛，比这更严重的是，“空心化的精神未来”可能时刻伴随在她们左右。对于她们来说，怎样找到后半生的生命价值，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很多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该怎样活着！特别是到“地震纪念日”等特殊的时间节点，她们都会有同样的伤感，旧伤口拨开后依然还会流血，直到她们最终老去。

　　纪录片《活着》曾经讲述了汶川大地震之后，一个失去孩子的高龄母亲近两年时间内艰难受孕的故事。纪录片中的主人公叶红梅的故事只是“6000多个失去骨肉的家庭”中的一个缩影，她以自己为“代表”呈现了那些艰难走在以“生育”弥补“逝去”之路的家庭的境况。尽管政府免费提供给这些家庭生育二胎的机会，但这些母亲普遍高龄、身体条件又不太好，能在“绝望”中重获“希望”，很大程度上也是依靠“运气”。

　　“运气”终究是靠不住的，不得不在人群中“孤独”地守望，这也是一些幸存者必须面对的现实。对于这些“不幸”的幸存者来说，我们必须承认“活着的人其实更艰难”，很大程度上，这些幸存者已经找不到生命的支点了。所以，每一次回望“汶川大地震”的重建时，我们的视野、舆论的焦点不要总对着那些看得见的硬件设施，重建了多少高楼大厦多少硬件设施当然重要，但是，比起这些硬件设施的建设，人们内心的重建要艰难得多。

　　放在“后灾难叙事”的情景中去关照这些失去儿女无法再生育的母亲，以及她们所身处的不完整家庭，重建人心，重新给予他们以勇敢生活的信心，必须被纳入到浩大的重建工程中来。那些倒塌的建筑可以在短时间内重建完毕，而内心世界的重建与修复必须是持续的，这种持续也更需要一种制度性保证，以便让他们看到可期望的明天。比如，在加强“生命关怀教育”等软性帮扶之外，进一步加快灾区当地的社会化养老机制，努力为他们提供完善的养老、医疗保障等等。

　　该怎么“活着”？拿什么拯救“空心化的精神未来”？其实这不仅仅是汶川震区那些无法再生的家庭所面对的问题，此前《广州日报》曾报道，全国的“失独家庭”或已超过百万。这些“失独者”说：“他们想要在一起抱团取暖，建立一个只属于他们这个群体的养老院。”如果说震区那些无法再生的父母不该独自承受“公共的命运”，放在全国大背景里看这些“失独者”，他们所遭遇的创伤，同样也成为一个必须化解的社会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