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都市报特约评论员蒋璟璟

　　记者获悉，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制订的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将在下半年出台。方案列出了收入分配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明确了改革的短期和中长期目标，以及重点任务和改革路径。其中，调整初次分配格局是未来收入分配改革的重中之重。按照知情人士的说法，调整初次分配的核心是政府减税、资方让利、劳动者所得提高。

　　呼吁良久，一套系统性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终于有了“出台将近”的迹象。于此，公众的心理预期，大致可用“谨慎乐观”概括。众所周知的是，围绕此一命题，一贯“造势多于行动”，已令围观者神经脆弱；此外，诚如相关人士所担忧的，“初次分配涉及问题复杂，只能小步渐进”。

　　宏观的“收入分配改革”，仍不外乎由具体、细微的局部调整支撑。就此而言，所谓的总体方案，本质上实乃诸多政策的集合。据悉，“调整初次分配格局，是未来收入分配改革的重中之重”，而“政府减税、资方让利、劳动者所得提高”，被视作三大可行的方向。但，倘若深入剖解，你我不难发现，上述“思路”所对应的现实，何其庞杂凌乱。

　　以“减税”为例，其固然是个财富分配伦理问题，可减税或将导致的财政收入缩水，又当如何应对？凡此，绝非杞人忧天，因为“大政府”的职能设置传统，以及高度仰仗“投资拉动”的经济模式，无一不需要规模庞大、持续扩充的财政地基支撑。

　　就此而言，“减税”绝非一“独立动作”，且不仅是经济学、财政学范畴的议题。唯有辅之以外围的、多领域的相应调整，“减税”才可以最小的社会成本，实现财富分配的终极正义。

　　独谈“减税”之裨益，毫无论说难度，甚至意义寥寥。毕竟，“税收”必造成的无谓损失，以及“征税”本身的管理成本，已从理论层面力证了“高税负”的低效率和“减税”的正当性。

　　如今，从官方到民间，关于“减税”的共识早已形成，是该将讨论的层次前推了：一方面，“税种减负先后顺序”等技巧环节，必须厘清、明确；另一方面，如何辅之以系统性变革，从根源处消解依赖“高税负”的深层土壤，也当真诚考量。

　　如果不能很好化解上述疑惑，“减税”所造成的财政损失，极易转嫁到“非税收入”部分。一个可以参考的实例是，“近日，财政部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6.9%。其中税收收入增幅，同比回落23.3个百分点。非税收入同比增加457亿元，增长51.4%”——可见，税收收入固然是财政的大头，可非税收入亦不容小觑。必须提防，“减税”畸变成某些“收费”的增长。前提当然是，尽快建立起一套有限财政规模下，仍能维系的经济与行政秩序。

　　既然“减税”被解读成“收入分配改革”核心之一，我们就有理由将思考立体起来。绝对正确的判断是，“减税”意味着财政规模的收束，而非“税收收入与非税收收入的此消彼长”。在此认知前提下，怎样将财政资源更多集中到更需要的领域？以及能否以附加性变革，建构起有限财政规模也能支撑的治理格局？总是越发迫切的追问！

　　(相关报道见5月13日《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