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王锡锌直指《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4周年“雷声大雨点小”，他的团队在向政府部门提出信息公开申请时屡屡受阻，被指与政府作对(5月15日《新京报》)。

　　尽管我们可以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落实效果不理想的原因，归咎于领导重视不够和制度执行不力，但从王锡锌团队向政府部门提出信息公开申请时，常常遭遇部委官员“你们老向我们申请信息干什么”的反问中，人们不难发现，政府官员把公民申请信息视为“与政府作对”的本能抵触与反感，或许才是“政府部门对于信息公开变得越来越消极”的真正动因，而要推动信息公开由强制命令的被动状态转为尊重民意的主动常态，必须破除“与政府作对”的不良心态。

　　应该说，“与政府作对”的畸形思维，不只是官员对信息公开的心理反感，更是对公民知情权的漠视和对社会监督的不屑，其实质是对公权民赋、执政为民理念的认知扭曲。事实上，从去年国务院有关部门对“三公”经费参差不齐、一波三折的公开过程，人们就产生一种“不推不动”的感觉。尽管条例有明文规定、中央有三令五申、社会有强烈民意，但总有一些部门置若罔闻、我行我素，或沉默不言、或软拖硬抗、或语焉不详，究其原因，关键在于缺乏“我要公开”内动力。把公权据为私有，把政务看作私密，把监督当成找茬，把公开当作施舍，对“要我公开”充满敌意。

　　如果一件事只有外部“要你做”的压力，而没有“我想做”和“我要做”的动力，是决然干不好事情的，即使勉强为之也难免敷衍了事。就信息公开而言，尽管我们可以从规范制度、完善监督的角度对信息公开实施加压紧逼，但如果政府部门缺乏为民执政、替民理财和“我要公开”的主动与热情，信息公开工作恐难以超越“完成硬性规定”的起步阶段。

　　要推动信息公开走出困局，不能止于对信息公开制度本身的完善，而更应从矫正权力观的深度，引导官员主动摒弃“作对”心态，对执迷不悟、拒绝公开的行为，必须有代价，不能仅仅罚酒三杯。(河南 张玉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