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 付小为

　　自昨日起，北京市将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清理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工作的“三非”外国人，并对构成犯罪的外国人追究刑责。

　　据北京警方介绍，北京每日实有外国人已近20万人，居住地遍布全市所有行政区县。与激增的外国人数量相应的是复杂的人员结构，这使得“三非”问题日益突出，适度、合理地清查、整治确有必要。

　　北京的“三非”问题只是一个缩影。中国的快速成长，国家开放性与包容力的增强，大量的外国人涌入是一个必然，也是一种趋势。北京的问题，相信同样存在于开放与发展程度较高的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即使是对其他更多城市来说，更多的外国人到来也不再是绝对新鲜的话题。它意味着，“三非”问题可能在不同地区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正视“三非”，清理“三非”，是把这类问题纳入到正常的法律规范之下，类似的正常化处理方式也理应为其他地区采纳。

　　近现代以来，中国人对于外国人的态度有着微妙的变化。从好奇、围观，恐惧、排斥，甚至一度以贴敌我标签的方式分而处之，其中不无特定历史和时代背景因素。时至今日，面对外国人，不论是民间还是官方，一种似有刻意的好感与善待总是挥之不去。称境内外国人作“友人”、表现出格外的热情自不待言，更有甚者以认识和结交“外国友人”为傲，仅仅因为一张洋面孔，似乎就能受到特别的优待。大部分官方机构也保有类似的态度，或许初衷不同于普通人，但格外友善，乃至超国民的友善并不少见。某种程度上，一种不倾向于认定外国人“有问题”的心理导向，在处理“三非”行动的姗姗来迟上实有隐现。

　　对外国人的非正常化态度，还可以延伸至中国人在国外的态度上。公众场合的喧哗、夸张的举止，以及近年来“扫店、扫街式”的购买力“展示”，引来了不少负面评价。两种态度看似千差万别，张扬地岔向两个极端，却都不能跳脱出国人自己不够自信、自在的心理原因。

　　从国家层面说，一个国家如何对待本国国民决定着如何对待外国人；从国民层面说，国民对待外国人的心态，最终来源于国民如何自处、如何看待自己。

　　走在国外街头，迎面而来的陌生人的善意微笑，你不会认为那是一种习得的、“专属”给外国人的友好，因为陌生人间的相互微笑示意是人与人之间、常态化的友好表达。而走在国内街头，陌生人之间的互不关心、漠然是一种常态，于是，对外国人的友好反而显得突兀，或者至少是反常的。“态度差”背后，是不经意地、融入到行为模式里的待人有别。

　　对大多数国人而言，平视他人好像已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自觉地高看外国人是一种表现，见到上级、长官条件反射式地微笑何尝不是另一种表现？因此，处在不同社会位置的人，常常处于时而仰视、时而俯视的状态，并伴随着相应的情绪、态度的变化。人与人本该有的真诚、自信、情感流露被不由自主的“计算”应对所取代，也更不必谈从情绪、态度上推己及人而来的谨守公共礼仪了。亦可见，在国内“失去”自信优待外国人，与在国外“找回”自信大力“血拼”是如此一致。

　　从这个层面来看，反思对外国人态度是一个小小的切口，更值得我们努力的其实是，如何改变社会管理模式、国家对待国民的方式，来让本国国民在自己的国家获得一种平静、安然的生活状态，以及一种自信、舒展的生活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