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 付小为

　　日前，国家发改委正式核准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动工建设。湛江市长王中丙在国家发改委门前高高举起“关于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核准的批复”文件向现场媒体展示，并数次激动地亲吻批文。

　　从提出设想到核准，历时34年，几代人为之奋斗付出，其间必然有太多不为人道的艰辛，这些都可以从王中丙的情感表达中显露。就项目本身而言，总投资696.8亿元，由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建设，形成年产1000万吨钢生产能力，预留二期发展，应当说，官员溢于言表的喜悦之外，它有着切实而不可估量的城市发展推动作用。

　　省市领导亲力亲为层层拜访、数不清的赴京“蹲点”……个中细节其实并不让人陌生，或者说，在很多地区、很多项目的审批过程中，常常出现类似的情况。

　　对于大多数地区来说，重大项目的落地都可能意味着地方发展的一个机遇。以本次获批的湛江钢铁项目为例，其背后既是广阔的就业机会、对劳动力市场的辐射力，也是可以预期的经济拉动力。亦因于此，从项目落子何处到投资规模体量，各地在争取重大项目上形成了异常激烈的竞争。

　　新中国成立以来很长时间，国家重大项目一般由中央统一安排，全国一盘棋，地方利益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于国家安排和布局，即使其中有地方竞争存在，也往往不那么公开。现在，地方活跃谋求机会，地方利益开始凸显，对重大项目的争取不仅激烈，而且日益公开化，然而竞争的公开并不一定产生竞争的透明。

　　对于一些重大项目尤其是非社会民间资本投资的项目来说，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表现得并不明显，经济的布局有时也未必依循自然禀赋等因素，而且重大项目的审批权相对集中，“跑部钱进”就与争取项目结伴而生。为获得中央部委的支持，地方政府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与相关部门乃至相关负责人建立良好关系。“跑部钱进”显而易见地会提供寻租与腐败滋生空间，这一点不仅在一些已经暴露的案例中得到证实，还隐现于驻京办撤销变驻京办“潜水”上。

　　另一方面，重大项目的安排还有更复杂的因素。比如一个项目最终在某处落地，在科学性或市场性因素之外，总伴有不同程度的猜测，人们可能会从籍贯、个人偏好等去解读某项决策。猜测不一定都准确，但可能也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我们看到，一些地方更容易获得重大项目的投放，另一些地方则长期苦苦争取都未必争得到；一些地方的经济或自然条件更适宜发展某种产业却未能获得布局，另一些地方的大规模产业布局却未必符合当地社会自然条件。这就是说，重大项目安排可能还关系到地方发展公平以及区域协调发展等问题。

　　对一个地方来说，获得重大项目落地当然是值得欣喜的事情，然而更应该看到，主要是产业经济项目的重大项目如何安排和布局，确实是一个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