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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滨:控烟必须首先破除利益干扰

  从主管部门、烟草企业到全体民众,不仅要在观念上、而且还要在行动上一起有所改变,让全社会意识到吸烟对公共环境、他人健康带来的巨大危害,唯有如此,控烟工作才有希望真正打破干扰,成为全民参与、全民执法的社会工程。

  □本报评论员 崔滨

  今天是世界第25个无烟日,对于控烟9年依然收效不令人满意的中国来说,今年“警惕烟草业干扰控烟”的主题,恰好为有关部门提醒,既然遵循世界公约决意控烟,就应该拿出魄力破除干扰。

  应该说,在签署世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9年后,中国在控烟工作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例如去年卫生部发布法规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国家“十二五”纲要也对控烟进程提出了明确目标和时间表。但让人遗憾的是,虽然国家和地方政府将控烟纳入法制化的进程在加快,但干扰控烟的阻碍没有丝毫减少。在中国控烟协会、中华预防医学会日前发布的关于中国控烟工作的主题报告中,阻碍我国控烟进程的最大干扰,来自烟草行业。

  显见的事实是,蓬勃发展的烟草业已经对烟草控制形成了强大阻力。他们以各种方式淡化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法律约束力,比如利用“低焦油、低危害”和“中式卷烟”的欺骗性宣传诱导消费者,也拒绝在烟草制品包装上使用图形警示提醒消费者。在无烟日来临之际,近百位院士联名致函中国工程院,请求重审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副院长谢剑平院士资格的激辩,更进一步显示出烟草行业与民意的激烈博弈。一方面,我国3亿烟民,7.4亿二手烟民,受烟草危害人数占全国总人口78%的惊人数据,在强烈呼唤着中国控烟进程的加快;而另一方面,“烟草院士”成为中国最顶尖科学的代表,充分显示出多年位居国民经济各产业纳税榜首的烟草业庞大利润的影响力。

  从体制根源上深究,目前我国烟草专卖局与烟草公司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垄断地位,也在行业体制上阻碍了控烟监管难以到位,造成了目前中国控烟工作始终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尴尬。而在世界无烟运动进行到第25个年头、中国控烟工作进入第10年时,我们有必要、也有责任再一次呼吁有关部门,既然中国已经加入世界控烟框架,并承诺按照世界公约限制烟草,那就应该言出必行,以全民利益为重,下决心打破我国控烟工作的干扰。这就要求有关部门敢于打破烟草业带来的既得利益,尽快遵循国际控烟公约的要求,在烟盒包装上印刷明确、清晰的健康警示图;修订广告法,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提高卷烟税;禁止使用公款消费一切烟草制品;停止误导公众的所谓提高卷烟健康性能的研究、开发和奖励。

  从主管部门、烟草企业到全体民众,不仅要在观念上、而且还要在行动上一起有所改变,让全社会意识到吸烟对公共环境、他人健康带来的巨大危害,唯有如此,控烟工作才有希望真正打破干扰,成为全民参与、全民执法的社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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