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时言平

　　笼罩在深圳“5·26飙车案”上的“顶包”疑云，连日来成为深圳市民甚至全国舆论的焦点。“一男子疑醉驾载3女飙豪车，致3无辜人死亡”，当“豪车美女”、“醉驾”、“飙车”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如此抛却法治的急速狂飙，本来就很容易让人产生为富不仁的不公猜想。而死者家属“顶包”质疑的抛出，让事件平添悬疑和跌宕的同时，更容易加重民众的公平焦虑。

　　与案情的扑朔迷离相比，深圳警方面对民众质疑的态度，同样值得关注。5月28日，深圳警方对案情做出通报；5月29日，针对受害者家属和民众的“顶包”质疑，警方搜集多方证据再开发布会，公布监控录像和跑车车主裸上身自证的照片；针对网民“视频被篡改”的质疑，昨日(30日)，深圳警方第三次开发布会，公布DNA检验结果。

　　见惯了那些动辄诘问记者“替谁说话”的官员，见惯了“一言堂”式的发布会，深圳警方在这起肇事案件中表现出来的姿态和耐心，让民众颇有些不适应。对于深圳警方的行为，虽然值得肯定，但别急着赞美，回到各自的公共角色，你或许会发现：深圳警方不过是在做他们该做的事情罢了。而这种姿态和耐心之所以显得突兀，恐怕正是非正常话语空间里造成的心理反差而已。

　　随着公民意识的苏醒，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也正在不断高涨。昨日的话语弱势，在民众不断争取中逐渐得以扭转。有些权力面对民众质疑的恼羞成怒，从某种意义来讲，恰恰说明曾处于绝对强势地位的权力话语，开始不适应新的话语格局。如果权力能够在这种不适应中审视，或许可以发现：在日益开放的公共场域，这种新话语格局的形成，正是塑造良性公共对话模式、打造健康公共治理模式的契机。

　　什么才是好的公共对话模式？深圳警方对“5·26飙车案”的处理过程，大概可以看出些许脉络。从动机上而言，无论是查案的警方、质疑的家属、自证的车主还是围观的公众，做出这些行为的目的，无非是为让真相大白，为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而从方式上来看，其中的各方实际上都在扮演着这场公共事件中不同的角色，家属和车主站在的是个体立场，警方和舆论站在的是公共立场，但无论哪种立场，都是公共生活中公正价值理念的重要组成。无论是质疑、自证还是回应，共同构成了这场公共对话的合理逻辑。

　　但在现实中，这样的公共对话逻辑很容易被打破，打破这种对话逻辑的则是垄断话语。而被打破的结果，往往产生的是更深层次的猜忌甚至对立。很多时候，一些权力部门或许并没有袒护权贵、掩盖罪恶，但在面对质疑的时候，总是喜欢摆出傲慢的脸谱，甚至认为民众的这种质疑是“添乱”。 而这么做，或许无非就是想在威权笼罩的强势话语身份中，寻找某种优越罢了。作为公共治理者，忽视公共参与的本质，放任自己的控制欲望，不但是幼稚，甚至是可悲的。

　　让民众行使质疑的权利，只要是合理的质疑，都会找到澄清的证据。案情通报不够，有监控视频；监控视频被质疑篡改，DNA检测来证明……只有在这样的对话模式下，真相才不会被自负的权力和灰暗的操纵所蒙蔽，民众的公平焦虑才能得以最大限度地消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