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国务院颁布《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今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增加“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专章。在制度层面，我国为未成年人这一群体设置的“保护伞”张开得更大。然而，与之不相协调的是，1997年入刑的嫖宿幼女罪长期以来沦为保护幼女权益的一大法律漏洞。

　　嫖宿幼女罪，从1997年《刑法》修改将其设为单独罪名时起，围绕该罪名存废与否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多年来，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曾多次建议废除嫖宿幼女罪的罪名，认为对凡是与幼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都应该按照强奸罪依法严惩。事实上，即使在法学界，对单设嫖宿幼女罪也多持质疑态度，绝大多数声音都是废除或者将其并入强奸罪，支持保留此罪的学者很少。

　　嫖宿幼女虽然也被列为犯罪，追究嫖宿者的刑事责任，而且表面上看其最低刑还比强奸罪的最低刑要高出不少，但它的单列罪名严重背离了“幼女无权处分性权利”的全球法治共识，不仅在刑法内部出现自相矛盾（因为奸淫幼女以强奸罪论，不承认幼女的性处分权，而“塞给”幼女一点财物之后就变成了嫖宿，奸淫者则变成了嫖客，幼女变成了妓女，就承认了幼女的性交易权），而且也与处于同一法律体系中的民法原理严重冲突（因为在民法中幼女也至少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出卖身体的行为显然与其年龄和智力不符，不应得到法律认可，而嫖宿幼女罪的设立等于承认了幼女独立处分性权利的能力）。

　　就其结果而言，嫖宿幼女罪的出现，除了事实上减轻了奸淫幼女者的刑事责任外，更为重要的是，它严重侵蚀了整体社会道德，模糊了社会成员是非标准，既降低了幼女的道德耻感，也使奸淫者产生错觉，认为自己是在嫖娼，自己出了财物，发生性关系是你情我愿，公平交易，同时与此相关的错误认识也必然纵容“皮条客”的肆无忌惮。更为严重的是，“嫖宿”者为了满足内心的变态需求，较多地与“皮条客”相互勾结，沆瀣一气，共同威逼和强迫幼女“卖淫”。严格来讲，多数情况下“嫖宿”者明知和应当知道幼女并不情愿发生性关系，不过是通过“皮条客”的恐吓和利诱，达到了表面上同意性交易的目的，实质上就是强奸。近年来，不断发生的此类案件已经充分证明了“嫖宿”假象。

　　由于1997年刑法大修时，刑法草案并未公开征求公众意见，我们无法得知嫖宿幼女罪是如何从强奸罪（1979年刑法有一个独立罪名叫奸淫幼女罪，1997年大修后将其并入强奸罪）中分离出来的。从之前的立法情况看，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中还明确规定，“嫖宿不满十四岁的幼女的，依照刑法关于强奸罪的规定处罚。”为什么能在六年间来个“大翻转”，至今也没有权威解释。

　　进入新世纪的中国法制已经得到了全面发展，在整个社会全面加强对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大背景下，对于长期以来备受质疑的嫖宿幼女罪的存废问题，希望能够切实引起国家立法机关的关注和重视。

　　李克杰（山东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