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因为见义勇为不留名而被人关注的“黄衣哥”，在广州市全城总动员的“大搜索”之下终于被找到。随后，聚光灯下慰问团、慰问金、就业支持，还有为他特别启动的“见义勇为”程序纷至沓来。央视《新闻1+1》栏目播出一期题为《别让“最美”变了味！》的节目，在对“黄衣哥”的行为表示赞赏的同时，也提出，“好事我们可不可以做得更好呢？我们可以不着急吗？这里会不会有一种政绩或者攀比呢？”的疑问。

　　巨大的道德缺失焦虑之下，公众对于任何一起能够找回道德缺失事件的热切关注，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因此总是“上下总动员”把事情弄出特别大的动静。应该说，这体现了一种社会的进步，说明即便在道德滑坡的语境下，道德价值的感召力依然存在，人们对于重建一个道德社会的期待并没有改变。

　　但换一个角度看，正如道德的滑坡不是一天形成的，道德社会的重建也要经历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固然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渲染道德事件中有代表性的个体，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从有代表性的个体身上挖掘出重建道德社会所需要的社会资源，而不是对个体进行无限放大的标签化解读。

　　还是“黄衣哥”周冲在接受采访时说得好，“不是说大家为了寻找我这个人，而是为了寻找这种精神”。如果说大家从“最美司机”吴斌身上寻找出来的是敬业精神的话，我觉得从“黄衣哥”身上最应该寻找出来的是普通人身上从未泯灭过但并未被很好挖掘的平民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黄衣哥”身上，更体现在每一个像“黄衣哥”一样的“路人甲”身上。

　　在“黄衣哥”身后，其实是一个“民间团队”共同完成了这样的义举，比如最先上楼敲门的潘姨、拿棉被的张虎和他妻子、找旧床垫的老周、切断花架的老杨等，甚至更值得赞许的是，那个可能会始终无人知道的“路人甲”，从窗户里伸出了一只手紧紧地抱着“黄衣哥”，心甘情愿地充当“黄衣哥”这朵红花的绿叶。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么多的帮助和参与，“黄衣哥”不仅是孤独的更是危险的，这也就是为什么“黄衣哥”和他的父母都反复说其行为不过是举手之劳的原因。

　　这不是对“黄衣哥”的矮化，而是让这种道德精神真正回归到普通人身边。过多地把关注的目光和各种嘉许投放到一个群体中代表性人物身上，把一个群体释放的能量简单等同于个体的“壮举”。不仅会让普通人觉得过于高大全而可望不可及，而且也会放大这种英雄行为的危险性，让普通人觉得只有具有超人的崇高精神才能有如此“壮举”。可事实正如参与施救的区先生所说的，“这是人的本能，不像你们媒体说的这么高境界”。

　　即便个体没有那么高的境界，也可以像“黄衣哥”一样完成“壮举”，因为在危难时刻，如果每个人都能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众人的力量会最大限度地分散风险，使得最危险环节的完成者都没有那么危险，也不需要那么崇高、那么悲情就能做得到。反之，如果人人都退避三舍，那么即便最简单的道德行为，也会变得“异常危险”，比如上前去扶跌倒的老人。也就是说，只有更多的“路人甲”都能行动起来，高尚的道德行为才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