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温州出台公务车辆改革新政，因正处级每月交通费补贴3100元等因素，被外界称为“三高车改”：涉改车辆比例最高，保留专车的干部级别最高，车改后的补贴最高。(《新京报》7月2日)

　　“三高”中最值得关注的其实还是车改补贴。温州作为一个地级市，正处级的车补不仅超过其他地区同级，竟然还超过杭州的正局级许多，这难免给人过高之感。“一高”之外还有“一低”，温州这次拍卖的215辆公车，平均起拍价3万元，平均成交价5万元；最低的一辆车只有5000元，最高的一辆越野车也只不过卖了17万元。价格竟然这么低，也难怪网上嘘声一片。

　　公车的泛滥，不仅耗费了公帑，而且承载了助长了太多官场不正之风。而推行公车改革，既能节省财政支出，又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官本位。车改的可贵在于，它是掌权者“向自己开刀”；难就难在，它涉及相当一部分人的利益。有改革就有反改革，如果车改绕过利益走，维护甚至增加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那这样的车改，就很难以让人们放心。

　　3100元的车补，已经超出一些人的月薪。正如全国人大代表叶青质疑的，温州这个补贴标准是如何制定出来的？人们不能不问，这到底是改革，还是借车改谋取二次利益？“一高”，把补贴定得高高的，官员的利益丝毫不受损失；“一低”，拍卖价格超低，官员获得的好处实实在在。这样的车改，想必阻力很小，可又有多大意义？一些地方车改出现的“补贴照领、公车照坐”现象，谁也不能保证不会继续出现，这意味着到最后可能连节省财政支出都得打水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