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评论员 沈彬

　　今年3月的“两会”上，教育部承诺年内出台的“异地高考”方案，如今终于有了下文。

　　7月5日，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称：最近，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要参加升学考试的意见，国务院已同意，将适时发布。他透露，这个意见肯定会根据城市功能定位、产业布局、城市资源承载能力和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流入地连续就学的年限来确定具体方案。

　　这被视为“异地高考”的全面破冰。不过，新方案是单指异地高考，不包括异地录取，还是可以当地高考，当地录取？特别是当杜副部长还提到“这个问题很复杂，十几个省，分省出题，且课本也不一样”，让人觉得更像前者。

　　异地高考到底走哪条路？各地政策有着微妙的不同。

　　今年2月，“高考高分省”山东宣布将于2014年完全开放高考的户籍限制。

　　今年4月，广东省下发《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综合改革工作方案(2012-2014年)》，明确2014年前，广东将试行异地务工人员子女在输入地就读学校参加中考、高考，探索省内高职高专院校接受外省户籍考生的入学申请。广东明确了“异地高考”，但“统一录取”则未确定。

　　今年“两会”上，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罗伟其曾建议：允许外地学生在就读地参加当地高考，待高考成绩出来后，让户籍所在省按照省际之间高考题目的难易度进行成绩换算，参加户籍所在地省的排名和录取。结合前述文件，广东的“异地高考”模式是否可理解为：当地高考，原籍录取，放开高职高专？

　　5月福建宣布：从2014年起，凡在福建有3年完整的高中学习经历的非户籍考生，可在福建就地报名参加普通高考，与福建考生享受同等录取政策。不仅如此，今年福建省在“高职单招”中，首次允许外省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报考。

　　真是“各村有各村的高招”，这也是中国高教多元投资现实下的必然。1990年代的高校管理体制改革中，中央向地方大规模转移了高教投入。截至2010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有2358所，其中地方院校(包括民办高校)占了94.7%；对于部属院校，属地政府与教育部也搞了“省部共建”。这自然造成了“大学地方化”，招生更倾向当地。

　　对这种复杂性，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说得很坦率：“从教育部门看，考生在当地参加高考，技术上没问题。但当地的利益就不是教育部能管得了的了，要把各种因素进行仔细分析，因为现在的情况不像以前那么单一，今后还有可能成立一个国务院层面的委员会来协调这些事情。”既然高等教育形成了“分灶烧饭”的格局，也就难以简化为“统一就餐”，而是需要磨合各方利益诉求。

　　所以，在异地高考政策上，形成中央、地方、高校、新移民、户籍人口的多方博弈，同时还涉及中国的户籍改革、东西部发展不均、人口结构、用工荒、社保资金筹集、高等教育跃进式发展等等大问题，牵一发而动全局。各地也在这场博弈中，采取不同的政策因应当地的矛盾。

　　福建一步到位的“统一考试、录取”，有评论将之解读为“用工荒的倒逼”。福建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刘剑津称：实施这项政策，有利于吸引更多外来务工人员来闽工作。

　　而广东省作为吸纳外来人口最多的省份，同时也是全国教育公平指数倒数第一、教育发展水平倒数第六的省份(据4月16日《中国教育报》所报道的北京师范大学王善迈、袁连生的研究)，在异地高考政策上，就有更多的顾虑了。

　　还有一些沿海省份，近年的高校建设大跃进，一方面是还银行贷款的压力，一方面是招生吃不饱，自然有意愿放开异地高考，“扩大生源”。

　　新移民在当地纳税、交社保、做贡献，有理由要求平权，他们的下一代也需要正常地融入当地社会，这是发达地区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之一，躲不开，绕不过。另一方面，中国几十年的城乡二元结构，近十几年地方政府巨大的教育投入，造成了各地高校资源分配上的巨大“落差”，一步到位的“放开”，可能引发严重的利益冲突。这也就是“异地高考”不得不搞，又如履薄冰的原因所在。

　　摸索出一条各方都能接受的、渐进的改革路径，需要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尊敬、相互妥协，这是我们的共同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