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红：小泽退党将日政局拽入战国时代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研究员 刘军红

　　6月26日，日本民主党前代表小泽一郎在国会上率部造反，对野田政府主导的“一体化改革法案”投了反对票，由此拉开了日本民主党裂变的序幕。此后，小泽所部造反议员集体脱党。7月8日，小泽又扬言将聚集国会参众两院50名成员组建新党。日本政局闹地震，野田执政结构动摇且堪忧。

　　小泽脱党的直接诱因，是反对野田领导的民主党与自民党和公明党达成妥协、联合推出一体化改革等相关法案。一体化改革法案核心是提高消费税率的法案。该法案规定，2014年将现行的消费税率由5%提高到8%，2015年进一步提至10%，目的是缓解社保财源不足。而小泽认为，这与2009年日本民主党竞选时向选民承诺的任内不提高消费税相背。

　　事实上，小泽投反对票的意图不在否决法案，而在于表明政治姿态。正如他在投票后长出一口气，连三自言自语“好了、好了、好了”。言外之意是终于下定了与野田对决的决心。

　　今年9月是日本民主党和自民党两大政党的党代会会期，届时两大政党将同时面对换届选举。明年则是民主党本届政权的最后一年，能否保住政权，关乎民主党的政治生命。而对于野田而言，能否在9月的民主党党代会确保党首位置，并确保连续执政，更是他本人政治生涯的更高追求。为此，野田选择与自民、公明两大在野党合作，力推消费税改革，赢取政治资本，确保党政连选连任。

　　小泽造反，打乱了野田的战略部署，使野田的长期执政构想充满不确定性，日本政局更加盘根错节，政治方向进入新的不明期。

　　首先，小泽造反，打破了民主党“夺权政党”体制。2003年小泽摧毁亲手组建的自由党，加入民主党，并历经近六年苦斗，将民主党推上政权宝座，民主党事实上演变为“夺权政党”。而民主党执政后，并未依据执政需要展开大规模的政党改造，保持着相当程度的“夺权政党”体制，大政方向不明，党内夺权意识上升，内耗不断，政纲难遂。此次，小泽造反，促成了民主党的“夺权政党体制”断裂，但也极大削弱了民主党的执政实力。今后，野田能否有余力推进党建改革，充满变数。

　　其次，小泽造反，动摇了三党合作的基础。小泽率部脱离民主党后，尽管野田使出撒手锏，对脱党者实施“追加开除党籍”处分，威胁造反帮在今后的大选中沦为没有“政党公认”的孤儿，以至于部分小泽帮撤回离党申请，但野田体制的内伤不轻，党内思想混乱、组织混乱，夺权势力抬头，直逼9月民主党党代会。尤其是小泽造反后，自民和公明党都表示围绕“一体化改革法案”的联合基础动摇，意味着对野田领导地位和执政能力的怀疑，表现了要乘势推动大选，再定乾坤的政治姿态。

　　其三，小泽造反，标志着日本政党政治再临多党林立新时局。近日，小泽加快筹建新党步伐，其创始党员数量约达50人，在众院堪称“第三势力”。严重的是，在战后日本政党史上，小泽曾创造三次造反、组党并迅速繁殖成大党的战绩。而每次建党初期，创始成员都是只有50人左右，几年之后便迅速繁殖到200余人的大党。与此同时，大阪、名古屋和东京等地方党团势力急剧上升，对国政都表示跃跃欲试姿态，多党林立格局呼之欲出，两大政党体制恐将面临新危机。

　　而在政党理念和国家战略上不能忽视的是，野田执政以来，民主党快速向大资本、特别是跨国资本利益代言人方向转变，政策基调直接反映大资本的战略利益：如提高消费税率、推进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乃至控制亚洲市场、主导亚洲秩序、掌控亚洲金融货币生命线，促进基础设施、核电站、环保设备出口等等。而地震后的复兴计划、人口老龄化下的医疗保障体制等涉及民生的大事，至今尚未纳入野田的政治日程。如此政治失衡，显然成为野田维持稳定的长期执政的难题，也是小泽造反的深层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