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薇 马涛

　　最近，“延迟退休”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因为它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此前政府有关部门也多次放出延迟退休年龄的口风，每次都引起轩然大波，赞成者与反对者皆有，但反对的永远占绝大多数。不管争论结果如何，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化解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过程中出现的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劳动力成本增加、老年人口抚养系数提高等系列问题，延迟退休年龄都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我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的划定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一直沿用至今。然时过境迁，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人口发展的基本态势和可能走向显然不可与60年前的状况同日而语。单就人口发展形势而言，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由1953年的40.3岁提高至2010年的73.5岁，人口营养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明显上升；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6.5%，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2.4年。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口素质和人力资本存量的稳步提高，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平均年龄增高，人力资本投资周期延长也相应提高了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如此情境下，在退休政策方面如果我们依旧固守现行法定退休年龄必然不合时宜，调整退休年龄势在必行。

　　根据目前国际上关于人口老龄化的通用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例超过总人口的10%，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属于老年型，我国于1999年开始进入人口老年型社会。作为人口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不单是人口自身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老年人问题，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深远影响，必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与压力。

　　先期出现人口老龄化的国家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挑战方面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为后期开始的国家提供了经验和借鉴。当前，面临接连不断的欧债、美债危机和人口老龄化的多重压力，英法德等欧洲主要国家和美国纷纷将延迟退休年龄作为一项重要举措加以推行。延迟退休年龄的推行在欧美多国引发的剧烈社会震荡也警示我们，在探讨和研究“延迟退休”的具体机制时，首先需要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形势和规律保持清晰且科学的认识。

　　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提高是延迟退休年龄的基础条件。个体老龄化是人口群体老龄化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目前已经达到中上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73.5岁)，而据联合国人口司预测，有望在2050年达到79.0岁，不断提高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使得退休年龄延迟既是必要也有可能。

　　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使得老年人口作为被抚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从而加重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负担。据预测，2025年，我国老年抚养比将上升为29.46%，即大约每3.4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1位老年人；2050年，老年抚养比上升为48.49%，大约每2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1位老年人。人口老龄化加速进程中老年抚养比的不断攀升势必影响社会代际利益关系的协调发展。延迟退休，可以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提高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进一步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成为社会价值的创造者和生产力发展的推动者，有利于老年抚养比的降低。

　　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来看，我国人口老龄化正在加速发展。考虑我国历史上出现的三次人口增长高峰(1950-1957年、1962-1972年、1981-1990年)，第一个高峰人口于2010年陆续进入老年，已带来老龄化的快速发展；第二个高峰人口于2022年开始进入老年，并与第一次高峰重合推动老龄化急速发展；第三个高峰人口于2050年全部进入老年阶段后，推动老龄化进入峰值，据预测，届时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4.87亿。如此庞大的老年人口数量昭示人口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的同时，也启发我们回归老年群体本身，将提高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挖掘老年人力资源作为积极应对挑战和压力的战略举措。因此，延迟退休年龄不失为开发“老年人口红利”的一项配套性政策安排。

　　如果从社会整体考虑，逐步延迟退休年龄是明智之举。但是，制度调整本身就是“戴着镣铐跳舞”，调整必须最大化地体现民意，才会有群众基础，一个好的制度是让退休决策变成个人的事情，而不是国家强制性地替个人做选择。要考虑大多数人的意见，多准备几套实施方案，使政策更公平合理地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同时，要切实解决好一系列相关问题，如解决养老金缴费与领取的公平性问题，劳动者同工不同酬、薪资差距过大等劳动权益问题，避免出现“被退休”或“被不退休”等问题。总之，就是要在不对当前个体利益造成损害的基础上，确保社会各阶层更加容易接受。(作者系经济学博士，财经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