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宇浩(武汉 学生)

　　十堰竹山县双台乡男子刘德山，高位瘫痪，卧床4年多。最终，他说服心软的姐姐，买回毒药，在保姆的帮助下，喝下掺有毒药的花生奶，结束了他37岁的短暂而痛苦的人生。(《长江商报》 7月18日)

　　安乐死，在全世界都是个难题，它涉及到个人的生命权利是否可以转让这样的政治哲学问题，也含有他者能否准确感知到求死者的真切感知这样的心理学命题。安乐死存在巨大争议，说明人们脑袋里仍然充溢着一种尊重生命、善待生命的本能冲动。

　　在中国，安乐死并不合法，帮助他人死亡，要承担相应的法律代价。但在社会的普遍心态上，助人死亡者很容易获得同情，中国人关于生命和死亡的文化，很少存在伦理和宗教等方面的强烈约束，“死了算了”是常可听到的表达，虽然这种表达有虚假的成分。

　　这些年，帮助亲属安乐死的报道屡有出现，法律判决也往往考虑社会心理，选择轻判。这符合人性，能够得到理解。但考察安乐死的本义和选择安乐死的人群类型，需要对安乐死有更加慎重的认识。

　　安乐死本是一个古希腊词汇，指的是幸福的死亡。选择安乐死，是基于个体对身体痛苦的无法承受，以及对生命的个人理解。但我们报道的安乐死事件，病痛是一方面，更值得注意的是，求死者大都家庭条件较差。也就是说，选择安乐死，是处于对生命的理解，还是不愿拖累家庭，助人安乐死，是尊重他人意愿，还是摆脱负担，是一个问题，或许，后者的原因更大。

　　现代社会中，安乐死在一个人均生活指数高、法制程序完善的地区，操作的复杂度和社会观感的复杂度显然低于贫困、落后地区。如果安乐死成为穷人开创的另一种死亡方式，我们的同情心该如何安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