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见义勇为责任风险的制度化路径，不是进行单独片面的免责性立法，而是需要在原有规则体系之外，为见义勇为打造安全保障的制度平台。

　　眼看1岁女童就要被货车撞到，16岁女孩李舒舒危急关头冲上去将其推开，自己腿部被碾轧。近日，佛山交通部门认定，李舒舒实施了有妨碍交通安全的行为，要为自己受伤负25%的责任。

　　救人者反要负责任，如同以往见义勇为被追责的案例一样，此事引起民众质疑。在常人看来，李舒舒出于救人目的冲出马路，并不存在主观过错，让她担责岂非令人寒心？但从法律上讲，这样的认定并非于法无据。

　　法律责任的认定有时看起来冷冰冰的，很难兼顾到人情常理，它只能是一种相对的公平。尤其是与人们的道德诉求不一致时，执法乃至法律规则本身都可能成为指摘的对象。在此次事故认定中，交警认定1岁女童也要担责虽有不当，这部分责任归属者应是女童的监护人；但要求见义勇为者承担部分责任，主要也是出于对事故另一方的公平性考虑。至于公众所期待的为见义勇为者免责，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一个凡事都讲究法治的社会，原本朴素不过的见义勇为，便越来越多地走下道德高地，陷入复杂的法律责任技术

　　性判定的泥沼。那些本应熠熠生辉的美德，大有被刻板的执法所屏蔽的趋势。李舒舒只不过和之前的湛江男子凌华坤一样，是被媒体捕捉到的“幸运者”。现实生活中，还有大量见义勇为者要默默承受着责任的风险和痛苦，他们并不为人所知。或许，这些都是我们从传统道德社会迈入法治社会所必须接受的检验，但这并不意味着见义勇为面对法治来袭只能委曲求全，如何从制度安排上寻求见义勇为的脱困之路，是社会转型期必须作答的课题。

　　不少人期待通过立法确立“免责条款”，以避免责任认定屏蔽掉见义勇为的人性光辉。这表达了人们对法律兼容道德的良好希冀，但从立法技术以及执法难度上看，免责条款并不能为见义勇为者提供清晰的规则指引。因为，见义勇为的情况千差万别，现实中也存在见义勇为失当的案例，如何谨防见义勇为成为免责的“通行证”甚至被滥用，同样令人忧虑。

　　由此，化解见义勇为责任风险的制度化路径，不是进行单独片面的免责性立法，用带有个别化的免责判定去冲击原本的道路交通法规；而是需要在原有法规体系之外，为见义勇为打造安全保障的制度平台。比如，法治化的见义勇为基金运行机制，政府救助见义勇为者的责任条款，完善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体系等，为见义勇为者确立起全面而有效的保障体系。如此，才能确保责任认定的法治轨道与见义勇为的人性光辉并行不悖。

　　相关报道见今天A21版

　　本报特约评论员傅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