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娜：农民工讨薪极端化是社会之痛

　　□张丽娜    

　　近日，发生在云南大理市“13名孩子帮农民工父母讨薪”事件，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烈日之下，孩子们无助的神情令人揪心。从2003年10月熊德明向温总理实话实说讨薪难，全国各地加大力度治理，不少地方还形成了预防和治理农民工讨薪难的制度。但时至今日，这一话题依然沉重地摆在我们面前。

　　孩子打出“亲情牌”替父母讨薪，说明农民工正常讨薪途径已明显不畅，或者农民工很难承受劳动监察、劳动仲裁及诉讼等合法方式解决劳动争议的过高成本。

　　这些年来，国家维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法规接连出台，如何依法讨薪，拖欠劳动者工资应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等问题都有严格规定，关键还在于是否严格执行。比如，云南大理市“13名孩子帮农民工父母讨薪”事件中的层层转包问题就是法律明令禁止的，但在工程界却仍然十分普遍，从开发商、承包商到小公司、项目经理、大中小包工头再到农民工，无论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农民工的工资都很有可能打水漂。

　　预防和解决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是各级政府的分内工作，需要常抓不懈，实行常态化的监管。

　　关爱和尊重农民工，不是把名称改为“进城务工人员”就能了事，也不仅仅体现在请农民工吃顿饭上。农民工最朴素最基本的需要是体体面面地拿到自己赚的血汗钱。这其实是一个很低的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各地必须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出发，加大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治理力度，严格依法办事，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并探索建立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