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中日不妨“求大同，存大异”

　　本报记者 包丽敏

　　7月下旬，中日关系正因钓鱼岛问题再起波折，几位中国资深媒体人受日本川日中友好基金邀请访日，与日本政、媒、学界人士交流。

　　73岁的日本财团会长笹川阳平是日本最大的公益法人代表。1989年12月，该财团成立笹川日中友好基金会，致力于推进两国民间交流。笹川阳平曾多次受到邓小平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在东京的日本财团总部，双方边吃便当边聊起了当前令人忧虑的两国关系，以下为对谈的部分摘录。

　　杨锦麟(香港卫视执行台长)：您认为中日吵架的关系还要延续多久？

　　笹川阳平(日本财团会长)：抱歉，我说不出会持续多久。但有一点我是肯定的，不能让这种吵架关系进一步升级，使其过热。

　　杨锦麟：我们能做些什么？

　　笹川阳平：日中之间缺乏相互了解和理解，这样大家就会产生隔阂和误解。从1989年建立基金会以来，我们已经邀请了1万多名中国人士来访，我们不是要培养“亲日派”，而是要让更多人成为“知日派”。中国人多半通过有局限的报道来了解日本，这样容易产生误会。

　　马晓霖(博联社总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理事)：中日关系究竟如何从心理上解开这个结？我认为，现在从政治家到媒体人到老百姓，双方的抵触情绪都很大。

　　笹川阳平：你问的问题非常大，但非常重要，我很愿意回答。我总是讲，要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从漫长的历史来看，邻国关系处得好的真是微乎其微，相互之间进攻、侵略，甚至把对方国家灭掉的事，层出不穷。我们用一两千年的眼光看日中两国关系，一直处得很好，除了那不幸的10年，关系好的时间远远超过关系不好的时间，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1998年江泽民主席提出两国关系应该“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我认为他所提的“史”应该再扩大些，应以两千年的历史为鉴，让大家看得更远一些。

　　我一直主张中国应该有更多的人士实地到日本看看，如果有更多的人通过耳闻目睹了解日本，就可以突破有限信息带来的局限。

　　马晓霖：我赞成“以史为鉴”的“史”应该是大历史。但现在的问题是，一些政治家往往会因为国内政治原因，通过制造钓鱼岛风波这样的事件，导致两国关系紧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笹川阳平：在这个问题上，原来邓小平先生亲自讲过，钓鱼岛问题应该搁置起来。这是当时双方都达成的共识，开始双方也都遵循。但是这几年，有一些中国船只开始进入这个海域，开始打破原有的平衡。

　　马晓霖：会长先生刚才关于钓鱼岛问题谁是谁非的表述，在不同角度会形成不同看法。从中国的角度看，感觉更多责任在日方。

　　笹川阳平：这也不仅是日中两国的问题。现在全球化了，世界上也有世界警察，大家都看着呢。以前很多问题在日中两国之间就能解决，以后可能不会这么简单。比如说，在粮食问题上，日本要大量依靠从中国进口，如果进口中断，日本会很为难；而中国也有很多日本产品，还有一些技术，对中国的就业作用很大，如果双方发生争执，对中国国内也会产生影响。为这些问题影响到双方国民的生活就不值得了。

　　杨锦麟：非常赞成从历史的长河看待双边关系。在世界史的观察角度上，中日关系整体是友善的，中国走向近现代化，与日本的元素密不可分，包括因为美国近代的排华，大量中国学生到日本学习，很多杰出的中国人都是在日本接受完整的教育。所以，甲午战争之后，当时的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以日为师”。此后，有一段不幸的历史，但是，它已经过去。邓小平选择改革开放路线，(来自)外部最刺激的诱因是日本的新干线。日本的资金、技术对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起到巨大作用。随着区域经济的整合，全球化的互动，中日关系密不可分。

　　但是，近些年来的变化令人忧虑，无论是民间交往的疏离，还是双方媒体有选择的报道，都加速了双方国民的相互排斥。

　　未来5～10年的中日关系会影响到东北亚局势的稳定，也会影响到亚洲局势的稳定，进而影响到世界局势的稳定。“和平”这两个字现在变得非常脆弱，“友好”这两个字远不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两国的民间如何加强更进一步的接触了解，是当务之急。会长还有何建言？

　　笹川阳平：我们这些年工作的切身体会是，民间交流不能让政治影响、左右和介入。一旦政治干预，我们的很多工作都会泡汤。政治应该给民间的交流留有余地和自由，这种交流不能中断。

　　还有一点很重要，不要被大报纸的报道所左右。因为报纸总是要报道负面的消息以吸引眼球，双方媒体可能都更愿意报道具有煽动性的话题。

　　科技在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在提高，但是我觉得人类本身没有太大进步。贵国2000多年前孔子的思想，现在仍是世界上一种核心的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思想还受到认可。如今，人们口头上都在喊要和平，但地区争端、宗教争端总是消除不了。我觉得现在的人有了知识，但人的本性和孔子时代相比能有多大进步？20世纪是个战争的世纪，大家都认为21世纪应当成为和平的世纪，结果，现在21世纪正在延续20世纪的历史。但是，我们还是要努力。

　　杨锦麟：东方的“筷子文化圈”或多或少都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理论上是可以和谐共处的。但很遗憾的是，无论是上世纪还是本世纪，悲剧总在“筷子文化圈”内发生。能改变这样的命运怪圈吗？

　　笹川阳平：我经常去中国，见任何人都说同样的话。我经常说，日中关系不要老是局限于两个国家的圈子，要从大的全球的角度来看。

　　国家有国家的利益或说“面子”，双方的政治家都要讲“面子”。在发生问题时，应该有一些水面下的、非正式的解决方式，我建议应该有“贤人会议”或“贤人方式”，也就是另外的渠道。双方各找一些成员，建立这么一个机制。

　　今后的20年，我想应该是亚洲的世纪了。中日应该携起手来，有责任共同推动亚洲的繁荣与发展。应该“求大同，存小异”。但是，口头上都这么说，双方却总是把芝麻捡起来当成大西瓜。

　　杨锦麟：应该“求大同，存大异”，才会有人们期待的平衡感。价值体系和社会制度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家，要求“存小异”是不可能的，只能“存大异”，但前提是“求大同”。这样的话，我们才不会是悲观主义者。